浦志强:不该被忘却的“暴徒”群体
——“六四”十五周年祭
——“六四”十五周年祭
浦志强
转眼间，中国走进了八九以来的第十四个“敏感时期”。按照中国人逢五逢十的记忆习惯，朝野各方势将秣马厉兵，迎接这个“共和国从未忘记”的季度。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痛苦记忆不断唤醒遗忘的煎熬中，还有一个不该被忘却的群体，一个被“合法”地处决、监禁、流放以及领受了酷刑的“暴徒”群体？我们甚至没有想过，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你们的家人怎么样了？你们出狱后都在干什么？
你们中的大多数，可能都是些普通人，在单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家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十五年前，你们可能只是心里有些不平有些怨气，只是不乏同情心和普通的善恶观念。你们本来并不邪恶，也从来不能算是坏人。假如不是发生了那场“风波”，或许你们今天也和我们一样，终日在为生计奔波而忘却了其它。
我想起来了，在我们游行的时候，是你们用自行车挡住军警，给我们闪出一条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是你们用三轮车拉着走不动路的同学走下去；在我们饿了的时候，是你们端来汽水、可乐、小米粥和大饼，嘴里还在喊着“大学生万岁”；在我们绝食静坐的时候，是你们支好帐篷为我们遮阳挡雨，听我们讲话给我们捧场；在兵临城下的危情时刻，是你们挡住军车前进的脚步，苦口婆心地劝阻不明真相的士兵；当冲突开始后，是你们在大街小巷用棍棒、石块等冷兵器面对坦克冲锋枪倾泻的弹雨。你们只是没想到人民军队真的会把枪口对准人民，你们想到的可能只是广场上还有我们。当时你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十五年来，我们竟然把你们忘了，我们竟然可耻的忘却了你们！
你们没有死在街上成为遇难者，却在事后死在刑场上或者领受了重刑。你们所有的罪过，可能不过是情急之下扔了几块石头、烧了个把军车、抢到过若干武器，甚至是象被判刑十年的萧斌那样不过传了几句闲话而已！我们都清楚，在那样一场骚乱中，你们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个正常人的条件反射，根本不应算是犯罪。跟加沙街头爆烈的巴勒斯坦青年相比，你们并没有多做些什么，但你们却落得了如此下场！
与哲人相比，你们不习惯记忆；与文人相比，你们不擅长表达。你们的家人十五年来所能做的，只能是把屈辱和悲痛埋在心底，甚至强迫自己也遗忘你们。但有谁敢说，你们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就没有鸣冤叫屈的权利！
你们本不该被遗忘。
我们一直没有想过，每一位被“合法”处决的冤魂，身后同样有慈母悲哀凄婉的泪水；每一位被投入监狱的“暴徒”，家中也都有娇妻幼子经年累月的企盼。与死在街上的死难者相比，你们甚至有着更为不幸的遭遇——身后还背负着“暴徒”的恶谥！
十五年过去了，“暴徒”们及其家属没有领到过丝毫救助、没有得到过任何祭奠，甚至没有被我们记起过，哪怕在一念之间！阴阳两届黑白两造全都当你们不曾存在！或许在人们心目中，你们差不多等同于普通刑事犯，永远只能被当作社会渣滓，就算好容易熬到出狱，也会被看作“没有改造好的劳改释放分子”！苍天在上，命运怎么能对你们如此不公！
明天又是清明节，是路上行人断魂的日子，是国人缅怀先人上坟烧纸的日子。我们该不该想到，十五年前死难“暴徒”们的未亡人，要把这一抔土撒向哪里，要把手中的纸钱化向何方？我仿佛又看见，十五年前的路上，你们挥舞着“平平安安回家来”的横幅送给我们最真切地祝福，看见你们蹬着板儿车问我们要不要坐一段儿喘口气再走，看见你们拖着工作一天的劳顿来广场上听广播，看见你们骑着摩托车跑来告诉我们街上又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你们在法庭上找不到救星的绝望的眼神，看着你们化作一缕青烟随风而去，直到看不见了。我还看到，你们随后竟然被不公正的遗忘了十五年，而遗忘你们的人群中，也包括了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你们帮助的人！
十五年后我终于想清楚了，健康的社会不应有恨，需要的是社会和解与政治宽容。不抚平你们身上的创伤，社会就不能建立和解；不倾听你们心中的苦难，良知将永远难以心安。让所有的冤狱得以昭雪，让不该被遗忘的角落洒满记忆的阳光，让我们一起从记起你们开始，请你们不断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2004年4月3日晚（清明节前夕）
对网友回帖的回应
浦志强
看到这许多朋友的响应，我心绪难平。对于我本人来说，想着这件事，是从1989年6、7月份开始。当时我正在老家的一座山上为亲戚护林，手中只有一台破收音机，每天写完追记，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各地的“正面报导”。当时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捕正在进行，每天都有知识分子和“暴徒”在各地落网的消息，每次都能感到心中的痛楚。后来回到家里可以看到黑白电视的时候，对这些人士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我还记得北京有一位叫做孟波的小伙子，他和另外的几个人被判了死刑，外地的处刑也很重。我曾经有一为四川自贡的朋友，他被判刑两年仅仅是因为给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女士写的一封信被查获。1993年，我听说北京监狱里有很多因这件事被判刑十几年到二十年的重刑犯。心中的不平可想而知。
国内外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关注，既与丁子霖老师等难属群体坚韧不拔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关注这个群体的“政治上正确”分不开。一般人认为，关注天安门母亲运动是正义的，而关注“暴徒群体”可能会有额外的风险——他们的组成相对复杂，有“飞虎队”成员，有敢死队成员，有所谓“打砸抢”分子，又都是被当局以具体行为施加了刑罚的人。
我们不应忘记，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处刑相对较轻，比如王丹被判刑四年，包遵信先生被判刑五年，而对所谓“暴徒群体”的处刑大多极重。当局这样做的出发点想必很简单，这些人没有名气，他们姓甚名谁压根儿没人知道，没有国际影响力，而知识精英自顾不暇，重判他们又能收到杀一儆百之效。
但他们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如果不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整体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文明人。就像孙志刚案件被判重刑的乔燕琴和李姓小伙子一样，假如不是非人的收容遣送制度把他们和孙志刚“安排”到一起，假如没有收容所里打人压迫人的惯例，他们可能还在广州的街上流浪，与孙志刚无冤无仇的，他们一定不会把孙打死的。所以，处死乔燕琴不能豁免政府和制度的罪恶。
六四时期的骚乱也是如此。导致社会危机的主要责任，主要是政府的改革失当和腐败的滋生。而在一个理性政府的治理下，民怨沸腾的责任一定不能由民众来承担，而是必然由政府来承担的。在危机无法处理的关头，一定应该是政府辞职而不是把民众污为暴徒并大开杀戒！设想一下，政府明知会在街头发生冲突，却命令军队必须在指定时间占领广场，岂非是放任这种冲突的发生。而清查、搜捕和事后的审判行为，无疑是在秋后算帐，也是传统中国“治乱世用重典”的传统思路使然。六四“暴徒”群体的冠名，是政府对这一群人的诬蔑，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
呼吁社会和解和政治宽容，是我的一贯思路。没有对这个苦难深重的群体的追思与昭雪，我们的社会能建立起宽容与和解吗？六四的悲剧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群体都没有获胜，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胜利者的悲剧性事件。共产党用铁血手段告诉公众朝野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政府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被否定；十年改革生聚所形成的人才梯队被摧毁，或逃亡或下野或入狱或被边缘化；青年学生关心祖国关心社会的激情被亵渎，以至于四十岁年龄段缺乏持续有力的政治精英阶层——时下的官场和政界并不等于政治，我们甚至远远不如王怡、余杰这一代人的思想建树。政府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脆弱不堪，反过来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心惊胆战，被迫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这终非长久之计。
作为八九的亲历者，我们需要勇于承担起自己肩上的道义责任，从民族未来出发，梳理历史，面对现实，呼吁社会和解。宽容党和政府的过错，而不是去清算谁的责任，但需要党和政府承认错误。把在这场政治迫害中的受害者找到，把他们的冤情搜集起来，是社会和解的第一步，也是大家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必经之路。
2００４年４月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