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六四“暴徒”一个光荣的历史定位
本期被访谈人：武文建，画家，原北京燕山石化工人，"六四"后被捕入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5年11月获释。现居北京。
焉然：老武你好！呵呵！你今年还不到40岁，比我还年轻，应该叫你"小武"才对（老武是武文建在网上用的笔名）。我看过廖亦武先生为你做的访谈，知道八九年时你才19岁，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年的情况吗？
武文建：八九年时我19岁，当时在北京燕山石化工作（餐厅），还没转正。 我从小喜欢画画，还专门在文化馆拜栗树庭老师学油画，准备考大学继续深造。我不是特别讨厌厨子工作，可画画我更喜欢，自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对政治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不敏感。我没留意学潮是怎么开的头，胡耀邦去世没几天时，一次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发现街上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戒严令颁布以后，燕化也组织了声援学生的游行，我总共参加过4次，我们厂许多人参加游行的动机和我一样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6月3号晚上，我听电视里说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什么的，要采取什么行动，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进城了。不好意思，我是"根红苗正"出身，我姥爷是四十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爷爷在上师范的时候就入了党，"抗大"毕业后41年牺牲在战场。我爸、叔、两个舅等亲人一溜排全是共产党员。
我打小受党国正统教育，相信"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情"，做梦也想不到军队会开枪杀人，估计大部分国人也没想到吧？我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个究竟。结果，我看到街上一滩一滩的血迹，还挨了解放军的大棒，若不是我腿脚利索跑得快--估计能跟刘翔有得一拼，恐怕当场就没命了。一个小伙子跑得比我慢了点，就被撂倒了。等当兵的走了以后，我和躲在胡同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送他去附近的同仁医院，可他脑袋都被打变形了，我怀疑多半是救不活了。在医院里，我看见过道上一溜排的伤员，到处血迹斑斑，医院的楼道也全给伤员占满了。我还想打听死了多少人，白大褂上粘满血迹的一位护士泪流满面地拦住我不让我观看。我离开医院，一路上眼泪哗哗地直掉，我人也基本疯了。当天晚上，我在北京街头跟人聊了一夜，还听说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都被大兵开枪打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燕化。我满腔悲愤，找了件T恤衫，自己用毛笔在T恤衫前面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面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穿着这件T恤衫在燕化厂区游走，见人就说我看到、听到的城里的情况。后来，大伙儿把我推上一辆车，还嫌不够高，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汽车驾驶楼上，让我演讲，我哪会演讲啊？就讲了看到的情况，当时我受刺激过度，就象个精神病人，对着人群高呼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转着圈让大家看我衣服上的字，然后又脱掉上衣让大家看我后背让解放军棍子打的红肿。随后大家说游行，我就牵头带着大家在燕化厂区游行示威。屠杀后在北京就燕化公司举行了几百人的游行抗议。后来这些都上了"判决书"，他们说我是"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从头到尾，我连一块砖头都没有丢过。其实从医院里出来我人都疯了！不是不想用砖头打大兵，而是我力气不够，砖头扔不远。
焉然：是呀。我接触过其他一些最近几年获释的六四"暴徒"，许多人也跟你一样冤枉，他们甚至什么也没做，有的人正好路过别人烧坦克、军车的现场，有的人从车上拿了点东西分给大家，被人盯梢或告发抓进去，那时候的"暴徒"落到当兵的手里，都是往死里打！很多人为了不被打死，只好屈打成招，连自己没做的事情也被迫承认了，最后被判十年以上甚至无期的重刑。
武文建：是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是那些真正以暴抗暴的民众，也绝不是什么"暴徒"。北京"暴徒"们在学潮期间几乎全是旁观者，顶多是热情声援，无意卷入政治事件。可军队一开枪，他们和一些死难的市民冲在最危险的前线，用满腔人性光辉的怒火和血肉之躯与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对抗，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神圣--保护学生！当强大的暴力集团屠杀无辜民众时，民众抗暴就是正义之举，是正当防卫！有些"精英"事后一味地说"反对暴力"，请这些精英们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六四"是共军屠杀在前，民众抗暴、自卫在后。
六四"暴徒"绝大部分是被当局以放火、流氓、抢劫、盗窃这些刑事罪名判刑的，只有少数几个用的是"持械聚众叛乱"这类一看就是抗暴者的罪名。当时丢一块石头就算是"流氓罪"，打解放军一巴掌也算是"流氓罪"，从军车上拿了点东西就是"抢劫"、"盗窃"，如果你啥也没干过，没有扔石头，没有烧军车，没有拿东西，只要在马路边跟人议论过，只要用嘴巴说过话，那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象后来跟我关在一个号里的顾连仲，入狱前是个工人，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纯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本分人，也因为六四白天跟人在马路边唠嗑几句戒严部队开枪的事，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7年。老顾刚到监狱不久，他老婆的离婚票也跟着来了。老婆弃他而去对老顾打击很大，他经常看着带进监狱的老婆的照片掉眼泪。还有王永玉，余志坚等三壮士砸毛像时他就在旁边，他跟旁边另外一个人说这三人可能是公安便衣。搞笑的是，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便衣。结果王永玉就因为跟他议论几句被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5年。真他妈幽默！著名演员陈佩斯也因为挡军车6月5号被关了一夜，因为他是名人，他父亲出面求情，共产党还算留几分情面，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放了。
焉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佩斯算是幸运了，换别人恐怕就是在劫难逃。最近做这个系列采访，我接触了当年参与运动的各阶层的人，总体说来，当年对学生处理较轻，知识分子精英所谓的"幕后黑手"中，有重判十几年的，但因为有国际知名度，外界关注度高，一般至少在牢里不会受到虐待，多数还可以通过"人质外交"或保外提前出狱，比如王军涛1994年通过去美国治病的方式被流放海外；陈子明也曾两度保外就医，不过当年他曾罹患癌症，后来做了手术情况还稳定。判刑最重、被胡判乱判、在监狱里随意遭打骂侮辱虐待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默默无闻的所谓"暴徒"。
武文建：是呀，当年的"暴徒"抓进去后很少有没挨过打的，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相对客气些。在监狱里晚上有时候"暴徒"们就聊谁挨打最狠。
焉然：接着说你吧，你是怎样落网的？
武文建：我跑到河北老家躲了一阵，后来我爸被人连哄带骗，我爸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老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到你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顶多关几天，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教育教育就放了。我爸一激动，相信了政府相信了党，就把我落脚的地方告诉了公安。结果，老家衡水县公安局全出动了来村里抓我。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是他们立功的大好机会吧。我被抓回县局，还给我录了像，上了河北新闻，就是我的形象差了点，两个公安揪着我的头发反扭双臂呈低头认罪状。更可气的是，摄相时给我打灯的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美女，真令我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我被抓回去是6月15号，北京管我们家的派出所来人接我，在派出所关了一夜，在分局也关过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我们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就是北京市看守所，俗称"K字楼"。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一审判下来，7年，二审后维持原判。一开始我觉得挺冤枉，我为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有这个能力吗？"后来看看周围，好些人也根本没干什么，就十年八年的甚至死缓无期，我心理也就平衡了。好多细节在廖亦武先生的那篇访谈里都说了，大家可以参考那一篇，今天就不重复了。①
焉然：说说你判刑以后在监狱里的情况，还有你看到的"暴徒"的情况？
武文建：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个楼很著名，鸟瞰是乌龟形状，所以俗称"王八楼"。我自己在里面的遭遇我懒得多说了，比起那些判十几年、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我算是幸运的。总之我们"六四犯"一直是严管状态。我就谈谈我了解的总体情况吧。
我去一监时，我们因为"六四"关进去的有一百多人。90年11月一百零几位"暴徒"转入二监。剩下我们罪名都是带"反"字的，即"反革命某某罪"，后来陆续又从看守所转来了一些"六四犯"。因为"申奥"取缔一监，我们30多人93年9月也转入二监，与"暴徒"同在一个中队。我在二监一直关到95年底，减刑几个月释放回家。一监20多位女"暴徒"好象转入了延庆监狱。我了解的北京籍六四后判刑人员除了一监、二监的，包括上面说的女"暴徒"情况以外，判10年以下的集中关押在天津茶淀清河劳改农场，人数我不太清楚，在狱中传说有好几百号人。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应该也不少，在狱中我听说"飞虎队"成员大多被教养3年，摩托车被没收。
一起劳改的六四"暴徒"中，年纪最大的王稼祥和李德喜89年时已经70岁，年纪最小的是杨光辉和张宝生，张宝生当年15岁，判15年；杨光辉（外号"小歪子"）当年还不到15岁，判14年。还有不止一家亲哥俩都被判刑一起进来的。王稼祥和李德喜两位老人已经去世--李德喜是保外就医死在家中，王稼祥死在狱中。另外还有三位较年轻人员路洪泽在监狱脑淤血而死，陆小军和赵永革都曾保外就医，后收监死在狱中。我在里面时与陆小军关系不错，他家庭经济情况很不好，长期的营养不良也是造成他各种疾病扩散的原因之一。赵永革入狱前就有糖尿病，在里面时已达到4个加号。在北京二监的"暴徒"大多是判10年至无期、死缓的，这些人都不怕生病，甚至许多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找病加病，目的是想保外就医，但真能保外成功的也不多见。其实大多数"暴徒"家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都不富裕。很多人为了争取减刑早点出来，又拼命干活，长期的强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多数人身体都拖垮了。比如董盛坤，他是2006年9月出来的，出来时已经46岁，现在奔50的人啦。我在里面时他的肾就有问题，现在身体很不好，洗大件的衣服腰都直不起来，可他说他没钱治病。还有王健，他的腰当年被抓时就让大兵给打坏了，一直没好，他那年21岁。他现在心脏又有问题，他去医院看过，花了不少钱，医生说少说还得准备8万块钱治疗费，他哪弄那么多钱治病？张燕生在里面得了糖尿病，现在瘦得非常苗条，他的颈椎和腰椎当年刚抓进去时也被戒严部队打坏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痛难忍。许多"暴徒"长期在监狱里受折磨，连性功能都失去了，我就不点名了，给他们留点面子。
焉然：老武你好！呵呵！你今年还不到40岁，比我还年轻，应该叫你"小武"才对（老武是武文建在网上用的笔名）。我看过廖亦武先生为你做的访谈，知道八九年时你才19岁，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年的情况吗？
武文建：八九年时我19岁，当时在北京燕山石化工作（餐厅），还没转正。 我从小喜欢画画，还专门在文化馆拜栗树庭老师学油画，准备考大学继续深造。我不是特别讨厌厨子工作，可画画我更喜欢，自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对政治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不敏感。我没留意学潮是怎么开的头，胡耀邦去世没几天时，一次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发现街上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戒严令颁布以后，燕化也组织了声援学生的游行，我总共参加过4次，我们厂许多人参加游行的动机和我一样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6月3号晚上，我听电视里说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什么的，要采取什么行动，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进城了。不好意思，我是"根红苗正"出身，我姥爷是四十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爷爷在上师范的时候就入了党，"抗大"毕业后41年牺牲在战场。我爸、叔、两个舅等亲人一溜排全是共产党员。
我打小受党国正统教育，相信"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鱼水情"，做梦也想不到军队会开枪杀人，估计大部分国人也没想到吧？我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个究竟。结果，我看到街上一滩一滩的血迹，还挨了解放军的大棒，若不是我腿脚利索跑得快--估计能跟刘翔有得一拼，恐怕当场就没命了。一个小伙子跑得比我慢了点，就被撂倒了。等当兵的走了以后，我和躲在胡同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送他去附近的同仁医院，可他脑袋都被打变形了，我怀疑多半是救不活了。在医院里，我看见过道上一溜排的伤员，到处血迹斑斑，医院的楼道也全给伤员占满了。我还想打听死了多少人，白大褂上粘满血迹的一位护士泪流满面地拦住我不让我观看。我离开医院，一路上眼泪哗哗地直掉，我人也基本疯了。当天晚上，我在北京街头跟人聊了一夜，还听说王丹、吾尔开希、柴玲都被大兵开枪打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燕化。我满腔悲愤，找了件T恤衫，自己用毛笔在T恤衫前面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面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穿着这件T恤衫在燕化厂区游走，见人就说我看到、听到的城里的情况。后来，大伙儿把我推上一辆车，还嫌不够高，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汽车驾驶楼上，让我演讲，我哪会演讲啊？就讲了看到的情况，当时我受刺激过度，就象个精神病人，对着人群高呼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转着圈让大家看我衣服上的字，然后又脱掉上衣让大家看我后背让解放军棍子打的红肿。随后大家说游行，我就牵头带着大家在燕化厂区游行示威。屠杀后在北京就燕化公司举行了几百人的游行抗议。后来这些都上了"判决书"，他们说我是"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从头到尾，我连一块砖头都没有丢过。其实从医院里出来我人都疯了！不是不想用砖头打大兵，而是我力气不够，砖头扔不远。
焉然：是呀。我接触过其他一些最近几年获释的六四"暴徒"，许多人也跟你一样冤枉，他们甚至什么也没做，有的人正好路过别人烧坦克、军车的现场，有的人从车上拿了点东西分给大家，被人盯梢或告发抓进去，那时候的"暴徒"落到当兵的手里，都是往死里打！很多人为了不被打死，只好屈打成招，连自己没做的事情也被迫承认了，最后被判十年以上甚至无期的重刑。
武文建：是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是那些真正以暴抗暴的民众，也绝不是什么"暴徒"。北京"暴徒"们在学潮期间几乎全是旁观者，顶多是热情声援，无意卷入政治事件。可军队一开枪，他们和一些死难的市民冲在最危险的前线，用满腔人性光辉的怒火和血肉之躯与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对抗，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神圣--保护学生！当强大的暴力集团屠杀无辜民众时，民众抗暴就是正义之举，是正当防卫！有些"精英"事后一味地说"反对暴力"，请这些精英们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六四"是共军屠杀在前，民众抗暴、自卫在后。
六四"暴徒"绝大部分是被当局以放火、流氓、抢劫、盗窃这些刑事罪名判刑的，只有少数几个用的是"持械聚众叛乱"这类一看就是抗暴者的罪名。当时丢一块石头就算是"流氓罪"，打解放军一巴掌也算是"流氓罪"，从军车上拿了点东西就是"抢劫"、"盗窃"，如果你啥也没干过，没有扔石头，没有烧军车，没有拿东西，只要在马路边跟人议论过，只要用嘴巴说过话，那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象后来跟我关在一个号里的顾连仲，入狱前是个工人，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纯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本分人，也因为六四白天跟人在马路边唠嗑几句戒严部队开枪的事，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7年。老顾刚到监狱不久，他老婆的离婚票也跟着来了。老婆弃他而去对老顾打击很大，他经常看着带进监狱的老婆的照片掉眼泪。还有王永玉，余志坚等三壮士砸毛像时他就在旁边，他跟旁边另外一个人说这三人可能是公安便衣。搞笑的是，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便衣。结果王永玉就因为跟他议论几句被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5年。真他妈幽默！著名演员陈佩斯也因为挡军车6月5号被关了一夜，因为他是名人，他父亲出面求情，共产党还算留几分情面，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放了。
焉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佩斯算是幸运了，换别人恐怕就是在劫难逃。最近做这个系列采访，我接触了当年参与运动的各阶层的人，总体说来，当年对学生处理较轻，知识分子精英所谓的"幕后黑手"中，有重判十几年的，但因为有国际知名度，外界关注度高，一般至少在牢里不会受到虐待，多数还可以通过"人质外交"或保外提前出狱，比如王军涛1994年通过去美国治病的方式被流放海外；陈子明也曾两度保外就医，不过当年他曾罹患癌症，后来做了手术情况还稳定。判刑最重、被胡判乱判、在监狱里随意遭打骂侮辱虐待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默默无闻的所谓"暴徒"。
武文建：是呀，当年的"暴徒"抓进去后很少有没挨过打的，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相对客气些。在监狱里晚上有时候"暴徒"们就聊谁挨打最狠。
焉然：接着说你吧，你是怎样落网的？
武文建：我跑到河北老家躲了一阵，后来我爸被人连哄带骗，我爸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老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到你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顶多关几天，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教育教育就放了。我爸一激动，相信了政府相信了党，就把我落脚的地方告诉了公安。结果，老家衡水县公安局全出动了来村里抓我。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是他们立功的大好机会吧。我被抓回县局，还给我录了像，上了河北新闻，就是我的形象差了点，两个公安揪着我的头发反扭双臂呈低头认罪状。更可气的是，摄相时给我打灯的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美女，真令我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我被抓回去是6月15号，北京管我们家的派出所来人接我，在派出所关了一夜，在分局也关过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我们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就是北京市看守所，俗称"K字楼"。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一审判下来，7年，二审后维持原判。一开始我觉得挺冤枉，我为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有这个能力吗？"后来看看周围，好些人也根本没干什么，就十年八年的甚至死缓无期，我心理也就平衡了。好多细节在廖亦武先生的那篇访谈里都说了，大家可以参考那一篇，今天就不重复了。①
焉然：说说你判刑以后在监狱里的情况，还有你看到的"暴徒"的情况？
武文建：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个楼很著名，鸟瞰是乌龟形状，所以俗称"王八楼"。我自己在里面的遭遇我懒得多说了，比起那些判十几年、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我算是幸运的。总之我们"六四犯"一直是严管状态。我就谈谈我了解的总体情况吧。
我去一监时，我们因为"六四"关进去的有一百多人。90年11月一百零几位"暴徒"转入二监。剩下我们罪名都是带"反"字的，即"反革命某某罪"，后来陆续又从看守所转来了一些"六四犯"。因为"申奥"取缔一监，我们30多人93年9月也转入二监，与"暴徒"同在一个中队。我在二监一直关到95年底，减刑几个月释放回家。一监20多位女"暴徒"好象转入了延庆监狱。我了解的北京籍六四后判刑人员除了一监、二监的，包括上面说的女"暴徒"情况以外，判10年以下的集中关押在天津茶淀清河劳改农场，人数我不太清楚，在狱中传说有好几百号人。被"劳动教养"的人数应该也不少，在狱中我听说"飞虎队"成员大多被教养3年，摩托车被没收。
一起劳改的六四"暴徒"中，年纪最大的王稼祥和李德喜89年时已经70岁，年纪最小的是杨光辉和张宝生，张宝生当年15岁，判15年；杨光辉（外号"小歪子"）当年还不到15岁，判14年。还有不止一家亲哥俩都被判刑一起进来的。王稼祥和李德喜两位老人已经去世--李德喜是保外就医死在家中，王稼祥死在狱中。另外还有三位较年轻人员路洪泽在监狱脑淤血而死，陆小军和赵永革都曾保外就医，后收监死在狱中。我在里面时与陆小军关系不错，他家庭经济情况很不好，长期的营养不良也是造成他各种疾病扩散的原因之一。赵永革入狱前就有糖尿病，在里面时已达到4个加号。在北京二监的"暴徒"大多是判10年至无期、死缓的，这些人都不怕生病，甚至许多人故意往自己身上找病加病，目的是想保外就医，但真能保外成功的也不多见。其实大多数"暴徒"家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都不富裕。很多人为了争取减刑早点出来，又拼命干活，长期的强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多数人身体都拖垮了。比如董盛坤，他是2006年9月出来的，出来时已经46岁，现在奔50的人啦。我在里面时他的肾就有问题，现在身体很不好，洗大件的衣服腰都直不起来，可他说他没钱治病。还有王健，他的腰当年被抓时就让大兵给打坏了，一直没好，他那年21岁。他现在心脏又有问题，他去医院看过，花了不少钱，医生说少说还得准备8万块钱治疗费，他哪弄那么多钱治病？张燕生在里面得了糖尿病，现在瘦得非常苗条，他的颈椎和腰椎当年刚抓进去时也被戒严部队打坏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痛难忍。许多"暴徒"长期在监狱里受折磨，连性功能都失去了，我就不点名了，给他们留点面子。
焉然：希望看到这个访谈的有条件的朋友能帮帮他们。关于你自己在监狱里的情况，你看有没有什么愿意补充与大家交流的？
武文建：说说我减刑七个月的情况吧。在监狱里不给干部送钱，想要减刑是极为困难的。一开始我们这些"六四犯"很多都以为不会坐那么长时间的牢，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过两年就平反了吗？大家也以为用不了两三年就可以回家。当时一起关在狱中的一些比我们"暴徒"胆子大的政治犯还偷藏了半导体，夜里偷听海外电台，偶尔传播点海外民运的消息 。可几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我看也没什么希望了，还是琢磨着早点自己给自己提前解除吧。我在里面说过狠话，我说就是把钱喂狗也不给干部。接见时我哥说要给钱，我拒绝了。在我刑期还有一年多点的时候，减刑上报的名单没有我。我就找干部询问为什么没有我，干部说下批有你。请注意，减刑从上报到批下来至少得半年。下一批有我，又得等半年，等减刑下来了我也基本上到期了。这不是纯粹跟我装孙子么？于是过了两天干活时，旁边还有"六四犯"在场，我就跟干部说："这次要是不给我减刑，等我出去以后，我要把二监所有的黑暗情况透露给海外媒体，大不了我再回来。"当时在场的人都楞了，我这种"生磕"要求减刑的从来还没有过。干部找我谈话几次，我还是态度强硬坚定地不退让。晚上睡觉时也跟哥几个阐明我的观点，刘某对我说："大有炮轰二监之势。"总之哥几个都不信我能成功。没过几天我的减刑报上去了，哥几个是好生羡慕。与我同龄的"暴徒"华思语说："你行！你真行！不过这种情况只能一次，以后谁效仿也没戏。"
焉然：你真牛！你出狱以后找工作顺利吗？谈谈你出狱以后的生活状况吧。
武文建：我还算幸运，能画两笔画，算是有一技之长。我的美术方面的朋友象高氏兄弟给我很大帮助。当初在文化馆我的美术老师栗树庭老师对我帮助也很大，"六四"出事以后我给栗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你赶紧跑，越远越好，等过两三年再回来，这事也许就平息了。"可我没有听他的，只躲到河北奶奶家，结果被抓回来判了7年。出狱以后，栗老师到三亚凯莱和苏州凯莱等酒店画壁画都叫上我，让我挣些钱，也顺便旅游旅游。伤感的是，50多岁的栗老师如今已是癌症晚期了，希望好人有好报，苍天多给我老师生命。
1997年我考上清华美院成教部，算是圆了我入狱前的一个梦吧。后来我美术老师的朋友开广告公司，我到那里去打工，去过许多省市。起初几年还行，后几年公司总是给我降工资，其实就是想炒我鱿鱼。后来公司倒闭，老板才告诉我，国保调查过我三回。我工作的单位是我爸告诉片警的，我爸竟然跟我说："我正直，我不会撒谎。"气的我一巴掌把茶几的钢化玻璃都打碎了！我对老爸说，我算是理解郭沫若在文革中对他两儿子之死的态度了。89年我要是让大兵打死了，你也不会象丁子霖老师那样为我申冤；同样是家长，你比王丹的母亲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焉然：今天你怎样看待六四"暴徒"？你觉得外界应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
武文建：这么些年，当年幸运逃出国的那些"精英"们大部分遗忘了这些人。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年年有，但是我看到的活动报道很少提起这些人。这些人普遍文化不高，不像知识分子能写会说。运动一开始，他们都不是主流，但"六四"一开枪，他们凭着朴素的正义感，冲在第一线保护学生，出于义愤赤手空拳或用木棍、砖块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抵抗全副武装的军队，成了"六四"街头抗暴运动的主流。这些年来，除了"六四"的死难者、伤残者以外，六四"暴徒"们和他们的家庭承受的苦难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但他们似乎被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地遗忘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如今20年过去，大部分"暴徒"已经获释，但被社会边缘化。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类话语对坐在高级写字楼里惬意地吹着空调的白领们或许有浪漫的诱惑力，但对那些判重刑的六四"暴徒"来说，他们"苦难的人生财富"已经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青春岁月在监狱里度过，被耽搁了十几年人生的黄金时节，出狱后缺乏一技之长，你想现在连大学生找工作都困难，他们这些人背负着"犯罪前科"，没有什么生存能力，很多人为了活下去四处飘荡，有的靠年迈父母的退休金或亲戚接济，回来的"暴徒"因为长期的监狱生活许多人都有各种病，现在却没有医保没钱医治；有的到了退休的年纪，也拿不到任何退休金。"六四"后北京以外的省市遭判刑的人员应该也不少。全国因为"六四"判刑的人员应有专门的机构和具体负责人员收集、整理、存档资料。如果有可能，希望海外的慈善机构能够设立专门的基金帮助这一群人，尤其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的医疗费用，给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出狱者以基本的生活保障。
焉然：我觉得也不是外界完全遗忘他们。他们多数被判重刑，长期关在监狱里，外界很难了解到具体、真实的情况。这几年陆续出来的人，有的还在剥权附加刑期，剥权期满的也因为长期关押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痛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顾虑给自己、给家人惹来新的祸端，不敢与外界接触，更不敢接受媒体采访，但外界对他们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姓名、地址，也使得大家无从关注，令外界关注度降低。我希望海内外更多的良知人士给予这个特殊群体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已经出狱的六四"暴徒"，能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勇敢向外界披露真相。有些苦难如果说出来，能被外界知晓，或许一定程度上能够抚平创伤，也算是一种心理的治疗。如果只能一个人默默背负着撕心裂肺的苦难，孤独地承受，不为外界所知，岂不是更加痛苦更加沉重？
武文建：嗨！你想关了十几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了猫。最近几年刚回来的这些人，脑子里还紧绷着监狱那跟弦，生活压力也大，想的也多，顾虑也多，对亲人的亲情债负担也重。等过几年慢慢再说吧。还有的人为了当年一时的激愤，付出惨痛的代价，如今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不想再提过去的事。但外界不应该忘记他们这批人多年来的付出和牺牲，他们受的伤害太深了！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了。你不知道他们的苦，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到现在北京二监和延庆监狱里还关着几位"暴徒"，他们中间余刑最长的还有8年左右，其中朱更生当年一审、二审都是死刑，两年后才由最高院复核改判为死缓，他在死牢里呆了两年多差点被吓死！我在文章里写过他。② 其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澳洲孙立勇先生已经搜集资料对外公布了，大家要了解可以搜索他的文章看。③ 孙立勇先生2004年出国以后为我们这些人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救济帮助。如果海外那些大佬们都能象孙哥这样踏踏实实关心我们这些无名之辈，这些人多年来的代价也就算是没有白付。今年是"六四"20周年，希望"六四"的纪念活动不只是停留在做做口头文章，也给这些饱经苦难的"暴徒"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帮助他们就是以实际行动纪念"六四"。我代表全国的六四"暴徒"们，给你们这些国内外的民运大佬们鞠躬了！--我本人不给你们鞠躬，我不需要你们帮助，也不欠你们什么。总之中国的进步，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人和工作态度，也离不开千千万万默默无闻者的参与。当年的八九运动，若没有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加入，能有那么大声势吗？你们现在在外面混得风光啦，就忘记他们、不管他们啦？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讲究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这些人还不就是听了知识精英们说的大道理，受到你们的感召，为保护学生才冲上去的。当年也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给学生送水送饭，用三轮车拉着游行走累了的学生。这些普通市民中的一部分，这些"暴徒"们，多年来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既然官方暂时不可能给他们平反，民间总应该给他们平反吧？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六四"抗暴运动的主体，应该还他们一个光荣的历史定位。中国将来要进步、要民主化，总不能只靠几个大佬光杆司令吧？中共高官当我们是"屁民"，难道在那些民运精英眼里，我们这些人也跟"屁"一样无足轻重？当年北京枪声一响，那些精英们"长跑"的速度比我可快多啦，大多数钻进了大使馆或跑到西方国家去了，个别进了看守所"有立功情节"，放出来写两篇忏悔文章就完事了？操！谁比谁傻多少啊。你们把我们普通市民卷进去了，自己一跑了之，让共产党把屎盆子扣我们头上，如今"逃跑者"个个倒成了大腕，什么世道！
焉然：你说得太好了！你是第一位站出来为"暴徒"说话的"暴徒"，我非常敬佩你的勇气！谢谢你！多保重！
武文建：也谢谢你关注我们这个群体。再见！
注释：
①参见廖亦武：《六四画家武文建》
② 参见武文建：《我不呼吁释放仍在狱中的六四"暴徒"》
③北京至今未获释的八位六四"暴徒"是：北京第二监狱的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延庆监狱的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参见孙立勇：《北京"64暴徒"在押人员名单及情况介绍》
武文建：说说我减刑七个月的情况吧。在监狱里不给干部送钱，想要减刑是极为困难的。一开始我们这些"六四犯"很多都以为不会坐那么长时间的牢，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过两年就平反了吗？大家也以为用不了两三年就可以回家。当时一起关在狱中的一些比我们"暴徒"胆子大的政治犯还偷藏了半导体，夜里偷听海外电台，偶尔传播点海外民运的消息 。可几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我看也没什么希望了，还是琢磨着早点自己给自己提前解除吧。我在里面说过狠话，我说就是把钱喂狗也不给干部。接见时我哥说要给钱，我拒绝了。在我刑期还有一年多点的时候，减刑上报的名单没有我。我就找干部询问为什么没有我，干部说下批有你。请注意，减刑从上报到批下来至少得半年。下一批有我，又得等半年，等减刑下来了我也基本上到期了。这不是纯粹跟我装孙子么？于是过了两天干活时，旁边还有"六四犯"在场，我就跟干部说："这次要是不给我减刑，等我出去以后，我要把二监所有的黑暗情况透露给海外媒体，大不了我再回来。"当时在场的人都楞了，我这种"生磕"要求减刑的从来还没有过。干部找我谈话几次，我还是态度强硬坚定地不退让。晚上睡觉时也跟哥几个阐明我的观点，刘某对我说："大有炮轰二监之势。"总之哥几个都不信我能成功。没过几天我的减刑报上去了，哥几个是好生羡慕。与我同龄的"暴徒"华思语说："你行！你真行！不过这种情况只能一次，以后谁效仿也没戏。"
焉然：你真牛！你出狱以后找工作顺利吗？谈谈你出狱以后的生活状况吧。
武文建：我还算幸运，能画两笔画，算是有一技之长。我的美术方面的朋友象高氏兄弟给我很大帮助。当初在文化馆我的美术老师栗树庭老师对我帮助也很大，"六四"出事以后我给栗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你赶紧跑，越远越好，等过两三年再回来，这事也许就平息了。"可我没有听他的，只躲到河北奶奶家，结果被抓回来判了7年。出狱以后，栗老师到三亚凯莱和苏州凯莱等酒店画壁画都叫上我，让我挣些钱，也顺便旅游旅游。伤感的是，50多岁的栗老师如今已是癌症晚期了，希望好人有好报，苍天多给我老师生命。
1997年我考上清华美院成教部，算是圆了我入狱前的一个梦吧。后来我美术老师的朋友开广告公司，我到那里去打工，去过许多省市。起初几年还行，后几年公司总是给我降工资，其实就是想炒我鱿鱼。后来公司倒闭，老板才告诉我，国保调查过我三回。我工作的单位是我爸告诉片警的，我爸竟然跟我说："我正直，我不会撒谎。"气的我一巴掌把茶几的钢化玻璃都打碎了！我对老爸说，我算是理解郭沫若在文革中对他两儿子之死的态度了。89年我要是让大兵打死了，你也不会象丁子霖老师那样为我申冤；同样是家长，你比王丹的母亲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焉然：今天你怎样看待六四"暴徒"？你觉得外界应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
武文建：这么些年，当年幸运逃出国的那些"精英"们大部分遗忘了这些人。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年年有，但是我看到的活动报道很少提起这些人。这些人普遍文化不高，不像知识分子能写会说。运动一开始，他们都不是主流，但"六四"一开枪，他们凭着朴素的正义感，冲在第一线保护学生，出于义愤赤手空拳或用木棍、砖块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抵抗全副武装的军队，成了"六四"街头抗暴运动的主流。这些年来，除了"六四"的死难者、伤残者以外，六四"暴徒"们和他们的家庭承受的苦难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但他们似乎被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西方民主社会普遍地遗忘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如今20年过去，大部分"暴徒"已经获释，但被社会边缘化。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这类话语对坐在高级写字楼里惬意地吹着空调的白领们或许有浪漫的诱惑力，但对那些判重刑的六四"暴徒"来说，他们"苦难的人生财富"已经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青春岁月在监狱里度过，被耽搁了十几年人生的黄金时节，出狱后缺乏一技之长，你想现在连大学生找工作都困难，他们这些人背负着"犯罪前科"，没有什么生存能力，很多人为了活下去四处飘荡，有的靠年迈父母的退休金或亲戚接济，回来的"暴徒"因为长期的监狱生活许多人都有各种病，现在却没有医保没钱医治；有的到了退休的年纪，也拿不到任何退休金。"六四"后北京以外的省市遭判刑的人员应该也不少。全国因为"六四"判刑的人员应有专门的机构和具体负责人员收集、整理、存档资料。如果有可能，希望海外的慈善机构能够设立专门的基金帮助这一群人，尤其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的医疗费用，给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出狱者以基本的生活保障。
焉然：我觉得也不是外界完全遗忘他们。他们多数被判重刑，长期关在监狱里，外界很难了解到具体、真实的情况。这几年陆续出来的人，有的还在剥权附加刑期，剥权期满的也因为长期关押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痛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顾虑给自己、给家人惹来新的祸端，不敢与外界接触，更不敢接受媒体采访，但外界对他们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姓名、地址，也使得大家无从关注，令外界关注度降低。我希望海内外更多的良知人士给予这个特殊群体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已经出狱的六四"暴徒"，能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勇敢向外界披露真相。有些苦难如果说出来，能被外界知晓，或许一定程度上能够抚平创伤，也算是一种心理的治疗。如果只能一个人默默背负着撕心裂肺的苦难，孤独地承受，不为外界所知，岂不是更加痛苦更加沉重？
武文建：嗨！你想关了十几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了猫。最近几年刚回来的这些人，脑子里还紧绷着监狱那跟弦，生活压力也大，想的也多，顾虑也多，对亲人的亲情债负担也重。等过几年慢慢再说吧。还有的人为了当年一时的激愤，付出惨痛的代价，如今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不想再提过去的事。但外界不应该忘记他们这批人多年来的付出和牺牲，他们受的伤害太深了！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了。你不知道他们的苦，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他们。到现在北京二监和延庆监狱里还关着几位"暴徒"，他们中间余刑最长的还有8年左右，其中朱更生当年一审、二审都是死刑，两年后才由最高院复核改判为死缓，他在死牢里呆了两年多差点被吓死！我在文章里写过他。② 其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澳洲孙立勇先生已经搜集资料对外公布了，大家要了解可以搜索他的文章看。③ 孙立勇先生2004年出国以后为我们这些人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救济帮助。如果海外那些大佬们都能象孙哥这样踏踏实实关心我们这些无名之辈，这些人多年来的代价也就算是没有白付。今年是"六四"20周年，希望"六四"的纪念活动不只是停留在做做口头文章，也给这些饱经苦难的"暴徒"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帮助他们就是以实际行动纪念"六四"。我代表全国的六四"暴徒"们，给你们这些国内外的民运大佬们鞠躬了！--我本人不给你们鞠躬，我不需要你们帮助，也不欠你们什么。总之中国的进步，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人和工作态度，也离不开千千万万默默无闻者的参与。当年的八九运动，若没有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加入，能有那么大声势吗？你们现在在外面混得风光啦，就忘记他们、不管他们啦？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讲究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这些人还不就是听了知识精英们说的大道理，受到你们的感召，为保护学生才冲上去的。当年也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给学生送水送饭，用三轮车拉着游行走累了的学生。这些普通市民中的一部分，这些"暴徒"们，多年来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既然官方暂时不可能给他们平反，民间总应该给他们平反吧？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六四"抗暴运动的主体，应该还他们一个光荣的历史定位。中国将来要进步、要民主化，总不能只靠几个大佬光杆司令吧？中共高官当我们是"屁民"，难道在那些民运精英眼里，我们这些人也跟"屁"一样无足轻重？当年北京枪声一响，那些精英们"长跑"的速度比我可快多啦，大多数钻进了大使馆或跑到西方国家去了，个别进了看守所"有立功情节"，放出来写两篇忏悔文章就完事了？操！谁比谁傻多少啊。你们把我们普通市民卷进去了，自己一跑了之，让共产党把屎盆子扣我们头上，如今"逃跑者"个个倒成了大腕，什么世道！
焉然：你说得太好了！你是第一位站出来为"暴徒"说话的"暴徒"，我非常敬佩你的勇气！谢谢你！多保重！
武文建：也谢谢你关注我们这个群体。再见！
注释：
①参见廖亦武：《六四画家武文建》
② 参见武文建：《我不呼吁释放仍在狱中的六四"暴徒"》
③北京至今未获释的八位六四"暴徒"是：北京第二监狱的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延庆监狱的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参见孙立勇：《北京"64暴徒"在押人员名单及情况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