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我与九二民运
陈卫：我与九二民主运动（之一）
1992年5月下旬，以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抓为标志的九二民主运动失败了，还有河南的安宁案，新疆的孙盈斌案，内蒙古的陈明心案，均与此案有牵连，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也有人因此相继被捕或受到拘押、审讯。到底有多少人被抓，由于我们当时比较注重单线联系，后来出狱后许多人也联系不上，我至今也无法得知全貌。不过这是自八九民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次被打击也是二十年来除了九八组党事件中国民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广为人知，或者仅仅被视作一个在"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个案件的中心人物、原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去年8月26日才被释放，为解读这次运动提供了良机。
九二民主运动的首脑都被判以重刑，案件的审理事件超过三年，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在出狱后曾经与其他同案人员商量是否要将九二民运写出来，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事件的一部分，冒然写出是否会歪曲事实也让我望而止步。因此我们也只是停留在为狱中难友呼吁。
不过现在我不再有顾虑，出狱后的难友要么迫于生计而整天奔波，要么身心疲惫难于提笔去回忆往事，触动内心的伤疤，这一段历史因此逐步蒙上尘埃被人们遗忘。
民主是我们许多人的理想，但民主运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被唤醒，许多人逐渐在成长。我认为民运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九二民运是一些人在"六四"镇压后为反对独裁的一次探索，是一部分人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次努力。将九二民运的经过披露出来，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在那红色恐怖的时代一些有志之士出于良心的反抗，其经验教训也可供大家借鉴或批评。
当然，由于我对事实的全部过程不可能都清楚，特别是秘密组党的有些情况，这些都需要其他参与人员补充，我希望将那个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思考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有可能只是民运的一个小插曲。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时间已经将我的一些记忆淡化了，如何评价这次民运也不是我能承担得起的，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责无旁贷。
回想将近二十年前的经历，我心里波涛起伏，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经历，是我最值得回味的阶段。正是九二民运使我从八九民运中的一个学生领袖转变为以推进中国民主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民主战士。
一、回到北京的见闻
我是1990年12月中旬被释放的。1990年10月31日，我和马少方是秦城监狱内被关押的八九民运参与者中最早收到起诉书的"动乱分子"。我们两人应该还是一个审判长，因为当时就一起法院的人来到秦城监狱。马少方是11月7日开的庭，我则是11月9日开的庭。起诉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不过开庭后没多久，整个监狱的气氛就变了。那些本来凶霸霸的管教脸色也好了，语气也温和多了，而且以前比较难买的方便面和水果罐头他们也主动来问买不买了，两天一次的馒头也变成每天一次了。这一切让我们觉得是否形势有什么变化，或者上面对我们有什么新的政策。
果然，我的审判长频繁的来找我谈心，也不做笔录。大概每周两次。他叫我将起诉书交给他，这给我一个信号，他们要将开庭这件事抹掉了。然后他叫我写一个认识，当然我不可能违背良心胡说。但是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必要去写过激的东西来刺激他们。写了两次后审判长不满意，叫我重写。我与同监室的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克洲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有可能释放我！于是我就写了一个认识，除了空话外，我写了一句双关语：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该次事件，中国将不可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言下之意是可以进行其它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相信审判长和监狱管理的警察还是有些察觉的，他们看到这个认识都有些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不过都没有揭穿。
12月中旬，我获得了自由，随即我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对我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春节过后，我就回到学校要求读书的权利，学校不让我住进原来的宿舍，安排我住在运动员和培训学生居住的七号公寓里，一边应付我。
此时，我就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学生和老师。
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与主题有些距离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许多八九民运人士实际在运动前和运动中很少有机会交流。运动发生之时大多数都是比较单纯的学生，有些是研究生，基本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行动。大家的政治斗争经验基本没有，更不用说相互配合和纪律约束这些东西了。实际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跟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二十年来我跟许多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交流过，这是一个共识。许多人都是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虽然在被关押期间我们都进行了许多反思，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拘无束的交流还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铁窗以及"六四"血的教训，大家似乎都成熟了许多，也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隐隐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发酵期。一些有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经历了监狱的磨难和流血考验的人们不可能去逞匹夫之勇了。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中学同学刘贤斌提供的。
刘贤斌在中学时就非常关心政治，他算的上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高中时他通过将班上要好的同学结拜为兄弟的方式来形成一个团体，大概有十几个人，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比较正直和有勇气的，好几个人因此还受到牵连，甚至被关押，毕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个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乡村工作很多年，民运人士欧阳懿也是这个"兄弟连"中的一员。不过八九民运时刘贤斌没有参加学校的学生自治组织，他参加了许多示威活动，而且回到四川遂宁家乡张贴大字报。所以"六四"结束后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理。不过他也就与民运的中坚分子没有联系。
但是当通过我让刘贤斌认识了许多八九时期的领袖后，他非常兴奋，跟许多民运人士进行了交流，而这些人也通过跟他的交往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刘贤斌很快就被警方注意，并因为八九时期在四川遂宁贴大字报的事情被抓，后来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好多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胡石根等人找过他，交流过对中国民主化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他在91年不被抓判刑，92年也跑不掉，"因为当时我跟九二案件的很多人都见过，后来组党一定有我一份"。这个事实说明，九二组党在1991年春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二、再次被关押
期间我们原来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成员也来找到我，这时我才了解到，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在"六四"事件中两名学生被戒严部队打死，其中一个是四系（光学工程系）的刘洪涛，，有两个学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五系（电子工程系）的禹方强。而在90年3月，原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周建军、殷卫江、王满全与南开大学的教师戚津生为了纪念"六四"烈士死难一周年计划在清明节的时候到北京大街小巷散发小白花，他们形象的将之称为"四月雪"事件。不过该计划被警方察觉，他们也被抓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是很有名的"K字楼"。由于周建军等都是在校学生，所以在秦城监狱中的学生被处理后，他们也就被释放了，戚津生应该被判刑了。我在这里述及这件事是想说明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反对者，不管当局怎么镇压，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放弃的。
我于91年4月底回到家乡--四川省遂宁市，这是逼不得已的事。因为我到人民大学怎么都找不到刘贤斌，他的同学也都说不知道刘贤斌的去向。这件事引起我的怀疑。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失踪，我的一个同学出了一个主意，我找了一个人冒充刘贤斌的亲戚，刘贤斌的一个同学才说刘贤斌可能被抓了。我只有尽快回到家乡，希望从刘贤斌的家里证实这个消息。于是我加紧与学校关于我的学籍谈判，学校副校长李志祥答应让我回去参加高考，他派人到四川来录取我，我不知这个承诺是否是真的，但是对我来说重返大学校园极具吸引力。
（未完待续）
陈卫：我与九二民主运动（之二）
我一回到遂宁就到刘贤斌家里去，找到正在地里劳作的刘贤斌的母亲。刘贤斌的母亲说，刘贤斌在4月15日被收容审查了，他的一个姓石的老师寄了一封信，里面有公安局的收容审查通知书。
对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实际我当时也不知他到底干了什么，会到被警察抓的地步。我只好去忙我的学习问题。我找到我的母校遂宁中学，想在这段时间到学校补习。当时的校长徐诚一下就答应了，如果教委同意我可以报名参考就可以无条件来补习。然而教委负责人最后告诉我，省招生办的领导专门在休息日开会研究我的报名问题，结论是今年不予报名，原因不说，以后是否可以报名也不说。
我当然只有重回北京找学校要说法。不过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5月底了。在学校呆了没两天，警察就找上门来，对我进行搜查并且拘留。我不知是什么原因，警察也不明说，只是说我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掌握了，要我老实交代。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就没有问题可以交代。警察将我带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也就是俗称的"炮局"，这个名字来源于这个看守所位于炮局胡同。当然警察又使用他们的老招数，就是使用疲劳战术一直提审我，到很晚的时候才让我吃饭，他们可以换人审讯我，却不让我有一点时间休息。不过我好歹刚经历了一年多的审查，对此比较有经验，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警察换了三起，但是我还是泰然自若，与他们周旋。不过我心里认定一定有什么事件发生，不然他们不会耗费这么大精力来对付我。我的被抓只是他们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一旦出了什么案件，他们就进行怀疑，划一个圈子，将他们认为有可能做这些事的人弄来调查，这个侦查手段是中国警察的一个法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欺诈、会先入为主、也会使用刑讯逼供，所以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只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在诱供的时候非常讲策略，不将话挑明，神态也装作特别自然，实际有一些案件就是这样破获的，特别是一些团伙案件。
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问我到什么地方特别是大学去过，我回答什么地方都没去。已经凌晨1点多了，他们实在没辙了，就拿来毛笔，说听说你很喜欢书法，反正也没什么事，写几个字玩一下。我就随意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一会来了一个老头，他十分认真的看了我的字，让我写了"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民主万岁"、"北京"，这些字眼让我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个老头十分投入，看着我运笔，可能是观察我是否隐藏书写习惯吧。他又非常仔细的将我写的字拿着进行对比，不时要我再写几个字，为他判断笔迹提供依据。我心里暗暗好笑，他们说是写着玩，看这个样子哪里是写着玩，根本就是对质嘛。
老头走了，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结论就将我关在一个号子里，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吧。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因为我知道在炮局这样十来个平方的房间都要关十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间关的是犯事的警察和有背景的人。这时我才有时间慢慢回味整个事情。很明显，就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两天，在他们曾经提过的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纪念"六四"事件、要求民主和抗议共产党暴政的大字报，恰好此时我回到北京，加上在他们的档案里有我善于毛笔书法这一特点，于是警察就将我作为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实际上到现在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都是推测的，不过想来情况应该如此。到底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谁贴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要求民主和纪念"六四"的人太多，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时不开腔不出气的学生或者青年教师，也可能是市民，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做的。这样的人太多了，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他们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简直无从下手，似乎每个人都是可以怀疑的对象。
大概在炮局关了两天，其实第二天就没我什么事了，警察把我提出来，在他们忙时就叫别的案子的警察看着我玩。然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到成都的火车票把我送上火车。我当然心有不甘，坐了一站，到河北高碑店就下车然后回到北京。
三、民间新闻发言人
由于我是被警察送走的，而且此时已经接近6月4日，显然住在学校内已经不现实了，我给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住处，就在人民大学附近，这是一个工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的房子，他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被抓，出狱后本来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担心受到牵连跟他断绝了关系。所以他就将准备的婚房借给我们住，也不要我们的租金，实际后来我连水电费也没给。
此后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是深居浅出。此时我不光跟八九民运时被关押过的人物打交道，也经常到大学里跟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学生和老师交流，也跟那些支持八九民运的市民交往。
民主一定会到来，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努力推动民主早日实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过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还很年轻，当然也就很乐观。虽然我们许多人连生活费都没有，但是却将追求民主当成自己的事业，每天都到处跑。许多人提出"整合"这个概念，意思是大家要联系起来，多交流多沟通，最终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想法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否幼稚，因为要达到这种结果不仅仅需要大家的努力，而且需要更多的思想上的认同以及切实可行的操作层面的平台，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
不过我们却没有降低自己的热情，八九民运的经历激励我们，"六四"事件让我们彻底看清了中共的反民主的本质，我们觉得自己身上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不过当时我们也仅仅限于交流，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干。当然和一些老师交流还是很受启发。原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舵也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与刘晓波、侯德健和高新被称作"天安门广场四君子"，我的好朋友、原外高联（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赵昕曾与他关押在一起，所以周舵比较关心赵昕，我也多次跟周舵交流。刘晓波当时住在离我很近的大钟寺北京青年公寓，很多时候他会到我这里来，谈到深夜二点钟。我还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篇政治方面的文章到全总工运学院（现在叫中国工运大学）吕嘉民、张抗抗家里去请他们指教。江棋生老师和王鲁湘老师也都有过一些交道。
1998年夏天许多地方发大水，造成了多年难遇的洪灾。中共还是老一套，调动军队来抗洪，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他们多么关心人民，江泽民远远的站在堤坝上说几句话就被宣传得多么伟大。
这时我想到，我们既然是关心人民，关心国家的前途，就应该随时体现我们的存在，表达我们的爱国之心。虽然我们受到迫害，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我们的心意。在许多人们遭受洪涝灾害时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该主动参与进去。我决定发起一次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抗洪救灾募捐。我的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认可，考虑到许多人才出狱，没有什么收入，我们约定捐款基数定在三元人民币以上，多者不限，也可以捐粮票。这件事实际是我和北京语言学院的职工王国齐在做。王国齐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抓，关押在秦城监狱，出狱后被学校开除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实干家，具有勇气也富有经验。九二年他也成为我的同案并被判了十一年，是九二民运中被镇压者中最坚定的一个。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在短短几天就收到几百元捐款和一些粮票。我们决定把这些捐款交到红十字总会，由他们转交给灾区。之所以选择红十字会是我们考虑它名义上是民间机构，而我们是不信任什么民政局的。我和王国齐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受一些朋友的委托来捐款的，我们大多都没有工作，但一直在关心国家和人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收入，但是我们也要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我写了一封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开头就写到："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不仅仅是天灾"，结束时这封信说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将在洪水留下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美丽的家园"。这些内容看似普通的慰问，但实际我们是将独裁专制比作洪灾，呼吁建立民主社会。当然这种双关语只要一点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留捐款人姓名时，我们留下了"秦诚"、"闵运"、"任仕"三个名字，作为捐款人的代表，实际是"秦城民运人士"的谐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如果我们说出真实身份，他们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笔捐款了。
在收到红十字会给的收据后，我们约见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BBC的麦杰思、路透社和意大利安莎社的记者，我们将捐款的收据和慰问信的复印件给了他们，并表示了我们关心灾民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将慰问信的隐含意思讲出来，表示我们一直关心百姓的疾苦，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提出民主的主张，而且也关注人民实际的生活状况。那些记者对我们的行动饶有兴趣，对我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努力非常赞赏。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新闻发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一定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后来警察在提讯我时还专门提到"秦城民运人士"，说明这件事是有影响的，而且警察通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描述也将我锁定了。
（未完待续）
陈卫：我与九二民运（之三）
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表达我们的政治态度。于是那些异议人士的生活状况、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百姓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就成为我的关注点。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后，有时还要写一个声明，然后再约见外国记者。一般我只给一个记者打电话，然后他们自然会通知其它媒体的记者，反正都是国际知名的媒体。为了方便，一般我将这种见面地点定在海淀区的友谊宾馆或者燕山大酒店，每次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并且见面时间也是在电话里的时间做个加减法，这样警察仅仅是窃听电话是不能掌握我们的行踪的。当然有些时候也会考虑到建国门见面。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基本上一个多星期就有一次。这时候在北京的民运界我和安宁算是跟记者接触得最多的了，所以我被有的朋友戏称为"民间新闻发言人"。
并不神秘的地下党
这时，我已经从朋友的房子里搬出去了，长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引起了朋友家人的注意，我在王国齐那里住了几天，最后还是和外高联的李海文合伙在清华大学北门很偏僻的地方租住了一间的农民房。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胡石根和康玉春、刘京生等后来一个案子的成员。
我其实早就被胡石根注意到了。王国齐跟胡石根都是北京语言学院的。91年夏天，王国齐给我引荐了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不过胡石根老师当时自称自己叫胡盛伦。一直到我们在92年5月底被抓我都不知道胡老师的真实名字。不过我不认为他不信任我或者在装神秘。"胡盛伦"是他的发表论文的笔名，而且他后来也经常带我到他的家里去。
胡石根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当时36岁了。他个子不高，略微有点胖，样子显得很普通，在人群中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敦厚和和善。他完全没有那种激昂的样子，而是非常耐心的跟我交流，听我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争执。旁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言语温和的普通大学教师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率先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组党壮举。
王国齐并没有对我讲他给我引荐胡石根的目的，但后来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加入他们已经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王国齐的身份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在红色恐怖下自觉的不去打听这些秘密。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自觉地将好奇心埋藏在心底。当然王国齐本人做得很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一直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但又从不显得神神秘秘的在做什么地下工作似的。王国齐虽然在我们一帮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也因为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关过，而且他非常的仗义和正直，没有人不对他表示接受和尊重。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国齐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跟胡石根的交流是平淡而务实的。他没有什么讲高深玄妙的理论和使用华丽的词藻。他更强调良心和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他实际是非常忙的，经常在晚上11点多骑自行车到我租住的很偏僻的地方来交流，然后在凌晨3点左右又骑车回去。目送着他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一次次被他感动。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胡石根老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到我的租住屋来实际是我对他的信任的表现，实际我的租住地一直非常保密，直到我被抓警察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在起诉书中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扣押物品。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我那里，发现我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座右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负责任和侥幸心理使我们走向被奴役的深渊！"他对我这种认识非常赞赏，并且指出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性。
不得不说一件事就是胡老师的妻子是反对他从事民运事业的。我多次听到别的朋友说胡老师的妻子将前去找他的民运朋友拒之门外，有时甚至不准胡老师出门。这不是说她对丈夫的政治理想的反对，而是非常明白这其中的巨大危险足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摧毁。而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承受力的家庭，对家庭的负责促使她作出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很难去谴责她的自私和明哲保身，这是中国的现实。她的自私正说明对家庭的呵护。不过胡老师还是在政治理想的支撑下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波，当然这个家庭也就彻底破裂了。等到胡老师从监狱里出来时，他那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而他只有远远地望着而不能去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胡老师脸上、脖子上都有伤痕，就是他们夫妻争执时留下的，不过胡老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也没有解释。针对胡老师的妻子的不支持，我们大多报以理解，不主动去他家里找他。不过陈青林有一次去找胡老师又被拦在门外时忍不住对胡老师的妻子讲了一些话，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胡的妻子这么做是自私的，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对国家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只顾自己国家将永远不会民主。陈青林是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曾参加过八九民运，他是一个朴实而不善言谈的内蒙古的孩子，然而就是这一番话将胡的妻子说得泪流满面。
跟胡石根老师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的压力，他就像一个长者和一个老师。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也没有丝毫神秘的东西，跟他交谈我感到他是那么真诚和朴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胡石根老师看到我没有生活来源，就拿了300元钱给我，并且他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后来也成为同案的高玉祥借了300元钱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石根的经济也仅仅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且他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高玉祥当时在虹桥做袜子这样的东西批发。我和李海文就在老高那里批发来袜子、皮带在海淀图书城摆摊。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块塑料布上摆着袜子、皮带等廉价商品，两个大学生在那里守着叫卖。其他那些正经做小买卖的有三轮车，而我们没有，别人的商品成堆，而我们却只有一点。那些小贩叫卖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却不会，只有当有人来时叫一下，"看哪，便宜哪！"不过我们的生活问题毕竟解决了。那些外国记者听到这个消息还曾经到我们练摊的地方来看我们，对我们在这么困苦的情况下还这么乐观、还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感到不可思议。
真正知道胡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是在91年的夏末了。王国齐对我说，胡老师让我约见一下外国记者，胡老师有一些事情要对媒体讲。我当然应允了。地点我记得好像是在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当时胡石根拿着一份"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声明对着这些外国记者讲述着，而我和王国齐则在旁边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当然，我也以为王国齐跟我一样是来起联系作用的。不过我们互相都没有问对方。这次的记者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在做地下组织，而且这些人就在我的身边。
随后胡石根询问过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组织，他还说这一段时间的交往，实际是对我进行考察，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有理想的人，在组织中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一直需要那些最坚定和经受了考验的成员。不过我还是说我需要考虑。胡老师明白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勉强我。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了解"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情况，最重要是由什么人组成。我对政治主张倒是不怎么关心，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会比较少，实现民主是大家的共识，没有这个认识也就不会来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这里面的巨大的风险。虽然胡老师是一个稳重可信的人，但是既然是一个党派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其他的人员我一点都不了解，万一中间出什么问题可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从来不低估中国警察的能力，更何况我是一个被警察重点照顾的对象，而胡石根因为跟我们频繁的接触也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随后，我来到青龙桥找到熊焱商谈此事。熊焱跟我在秦城监狱关过一个号子，我们的关系也特别近。我从事的许多事情都跟他商量过，我们就像一个组合一样。我知道胡石根老师也跟他有一些交流，他们毕竟都曾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将胡老师希望我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情熊焱讲了。谁知熊焱说，胡老师已找过他了，希望他也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慎重。我们商定后决定暂时不予参加，多了解和多观察。
不过当时北京民运圈里有些人明显有些特别。其表现就是有些人之间接触多一些，而且神态也不一样，显得匆忙，不愿意参加没有具体目的的聚会，隐约还有一些消息传出就是有人在跟境外联系。在我的印象里，康玉春和安宁就是这样。
康玉春曾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之前我们有过一些联系。康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到夏末的时候康的神态已经不一样了。他显得更加谨慎。我在几个地方见到他，他都是见了朋友匆忙跟我告别，来不及说什么话，显得跟那些人有更加紧密的关系。而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民大学的陆明霞和北京的安宁也有比较细微的变化，他们不象以往那样经常聚集一些人交谈，而且交谈的重点也是要团结成一股力量。而安宁也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外地之间，他还有一个当时属于奢侈品的传呼机。
陈卫：我与九二民运（之四）
当时我就基本断定，康玉春和陆明霞、安宁以及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远等人是属于已经有默契的一个团队，李海虽然与康玉春等交往甚密，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具体的加入进去，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隐约知道他们的组织名字叫“中华进步同盟”，他们有时在当着比较信任的人时简称“CPA”，这是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组织里的作用，以及还有什么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当然从来没有试图去打听这些。打听这些秘密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天时，有个东北人叫孙伟的小伙子给我说，西北有些人希望跟北京的民运界接触建立联系。我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前去了解和交流一下。这个小伙子自称是八九民运时期高中生自治联合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但是八九民运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谁知道在其中是否有这么一个可能短期自发的组织呢？
但是要出去就需要路费，所以准备去筹集一点。不过当我遇到安宁，对他讲了这个困难，他当即拿了500元人民币给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足可以支付两人的路费了。安宁没有说其它的，只是说你要打个条子，我是要拿去报账的。我明白这笔钱就是“CPA”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可以推断，“中华进步同盟”成立时间应该在1991年的夏天。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西北的几个地方，见了一些朋友，有大学教师，也有工人和学生，总的感觉不错，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互之间有许多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分工，简直就是组织的雏形。有个大学教师表示要重新评价马克思，将马克思学说中被共产党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我虽然不能说服他，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复原马克思的学说就能解决的。另一个建筑会武术，工人收了很多徒弟，他说这些人都可以为以后进行民主运动出力，为此他还和妻子，搞了搞了个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他的妻子，但是离婚后他还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这次出行应该是有许多收获的，如果不是92年我们出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跟这些朋友交往，西北这边的民运也会是另一个局面。唯一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火车路过包头时，车厢里没几个人，但是我身上的钱被偷了。我们不得不在呼和浩特下车找一个朋友借钱才回到北京。
组建影子政党
为了面对组党的现实，我和熊焱探讨了许久，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就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运动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吸纳成员和争取资金等方面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实际也没有具体的考虑需要发展多少成员或到什么地方争取资金。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政党组织。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么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大规模的发展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名称经过我们的思考，特别是我的建议，最后确定为“中国团结民主联盟”。这个名称看来不大象一个政党，但是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联盟。
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章程，也没有什么分工和目标，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搞出来也授人以柄，很不安全。这些东西可以等时机成熟或者组织壮大后再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还是比较明智的。92年我被抓后，警察看到署有“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传单，而且也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我写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组织。
我们商议过后，就在91年9月底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名义写了一个公开信，内容大概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没有民主，我们绝不赞成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我们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暴行。在这个声明里，我们从策略上也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遵从他们的良心，不去为虎作伥，同时也警告那些从一党私利出发，在专制道路越走越远的死硬分子。
这个声明由我在9月30日下午单独约了几家外国媒体发出，应该有BBC、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等。发出后我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我明显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于是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来摆脱“尾巴”。晚上我不敢回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等到10点左右我才到人民大学去。因为八九民运后我们遂宁的老乡都不怎么聚会了，主要是学校怕由此出现类似“反革命事件”。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人民大学八九级的吴忠富说让他联系在北京读书的老乡在人大聚会一次，想不到我却在这个时候不方便出现了。
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基本确定已经将“尾巴”甩掉后就来到人大，参加遂宁籍的同乡会，其实就是在食堂或者超市买点吃的，当然也有啤酒，大家AA制聚餐一次，然后我们都在人大因为放假而空出的床上休息。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到天安门等地去游玩。这时我告诉我的小老乡吴忠富，我是因为可能出问题才来这里躲避一下，我回去以及见朋友可能会有麻烦。他当时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一个好地方，一定很安全，警察肯定找不到。然后他就说，我们遂宁有很多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到那里去是不会被发现的。他一个乡的朋友就在中建一公司打工，他介绍我去不会被怀疑。
于是当天下午告别了那些同学后，我就用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熊焱，让他给吴忠富一点钱，他们见面的地点确定在颐和园的门口，一个原因是这里距熊焱住的地方很近，另外就是这里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由于他们互不认识，所以还约定了见面时的暗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车公庄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吴忠富确实说的不错，这里有许多遂宁的老乡。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苦，就买了一些食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注重同乡情谊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很欢迎，在吴忠富巧妙的说法下他们也盛情的邀我在他们的临时工棚里住几天，不要到外面花钱住宾馆。
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就在这个工棚里，哪里都不去。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棚，它实际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半成品房子，一个房间里大概住有三十多人吧。这些工人基本都是二十来岁。平时他们都是自己煮面条吃。面条是大家一起买的，或者是家里带的，都放在一个柜子里。房间中央有一个他们自作的电炉，就是把一根电阻丝绕着放在砖头里。他们用一口估计有六十厘米直径的铝锅煮面。一拨人要吃就自己煮一拨人的面。他们每天都吃这种清水煮面，没有蔬菜，没有肉食，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放一点盐而已，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吃苦的样子，下班回来都还是嘻嘻哈哈的。也许他们觉得能为家里挣点钱就非常自豪了。
熊焱显然也思考过“中国团结民主联盟”需要一些精兵强将加入。一天他告诉我，可以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王天成多接触。并说，王天成这个人和他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学问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直，对中国的民主也比较热心。他还要我注意，对王天成要非常尊重，因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高傲。还有跟他的接触要注意不要给他带来麻烦。
随后我就来到北大找到王天成，他住在一个教师公寓里。本来是两人一个房间，但是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住在里面。
王天成个子不高，但显得非常的有精神，两只眼睛就像在发光一样，这是他有灵气的表现。他早就听熊焱说起我将来找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隔阂，也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怪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接触的人，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负责的青年学者。他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会客时间：中午12：00—12：30，下午5：00—5：30”，这实际是他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其实他是不留时间去会客闲聊的，他将所有时间拿来看书和写作。他也是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早就看中了他，免费寄给他学术资料。后来1992年5月我们出事后，我企图保护他，没有交代任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到德国留学。他成不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不重要，但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总会有作用的。谁知道，10月份他还是被抓进来了，而且是因为参与组党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交流对中国怎么实现民主的看法，说实话，在这么一个专家面前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哪里有什么理论，我走上民运的道路实际是拜“六四”事件所赐，也就是青年人的正义感和热血冲动而已。但是王天成则不同，他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将共和制的理论研究清楚，写一本《共和国—一个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的书。他还用朴实的语言批驳了现在流行的对共和制的误解，讽刺了我国把共和国作为国家名字但实际却实行专制的做法。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王天成早已成为研究宪政特别是共和制的专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已经部分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王天成没有花俏的语言，只是强调事物内在的逻辑，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也比较喜欢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家里面还是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他谈到北大有的人一说到儒家就要批判，他说这些人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只是从“批林批孔”中得来的，你要先读了原著再来跟他辩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在监狱里叫家人给我寄来一些儒家的书籍，让我也受益匪浅。不是他的话可能我此生都不会去了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胡石根和王天成也有接触，虽然他们都是北大的研究生，但毕竟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法律系，而且也不是一个年级的，所以我估计还是熊焱在其中起了作用，将王天成介绍给胡石根的。熊焱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拉帮结伙，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熊焱告诉我，他跟胡石根达成了谅解，他加入“中国自民党”，胡到时也加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以互相加入的方式来融合，最后形成一个民间政党。所以虽然王天成是熊焱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看重将重点发展的成员，但是将他介绍给胡石根我还是理解的，因为毕竟“中国自民党”成立时间要早些，而且也做了更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