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光：“75事件”与《零八宪章》
一
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大规模骚乱导致一百五十余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施暴者大多是普通的维族平民，受害者除一人是武警，其余大多是无辜的汉族平民。如此严重的暴力，如此惨烈的后果，令人莫名震惊，更令人痛心疾首。这是什么世道？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事态尚未完全平息，政府方面就已经一锤定音，给事件定了性。仿佛他们早就对事件的策划一清二楚、对背后的内幕了如指掌。甚至无需调查侦办，完全不假思索，就一股脑儿把罪责归于"疆独"、"三股势力"、"世维会"、"热比娅"。还是那一套鬼话，什么"有组织、有预谋"，什么"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什么"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一小撮暴徒"。和去年西藏"314事件"一模一样。连替罪羊都是现存的，把"藏独"换成"疆独"、"达赖集团"换成"世维会"而已。
然而，政府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那"世维会"、"热比娅"再厉害，却远在天边，仅靠发几个网络贴子、打几通越洋电话，就可以撒豆成兵、隔山打牛？一夜之间就能让安宁祥和的乌鲁木齐变得坏人成群、暴徒成堆？"党和政府"靠重金打造、以重兵把守的"和谐社会"难道竟是纸糊的不成？而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我国党政官员们，平时吃喝嫖赌、养尊处优，呼风唤雨、生杀予夺，关键时刻却竟然敌不过客居异国、流离失所的区区"三股势力"，制不住一群乌合之众的打砸抢烧杀？
最可气的是，你不是明知有人正在煽风点火要"闹事"吗，为什么一不防、二不堵、三不疏、四不导、五不禁，连给可怜的汉族市民们发个安全警报的简单防范措施都不做，就眼睁睁放任事态激化、让大街小巷变成了杀人的屠场？难道党国官员、军警特务们都是些白吃干饭的废物？镇压和平抗议你绰绰有余，对付暴力杀戮却一筹莫展？还是欲擒故纵，成心拿无辜市民作诱饵，自己"别有用心"地躲到一边，若无其事地"观其言察其行"去了？
二
看来，政府方面已经"统一口径"，要把这笔血债记在"世维会"、"热比娅"的帐上。他们口口声声说"韶关事件"、"75事件"完全与民族问题无关、与宗教矛盾无关，只是"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境外煽动策划、境内组织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这真是一厢情愿、掩耳盗铃，真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
从拉萨到乌鲁木齐，从"314"到"75"，有一些事情尚须小心查证，但有一件事情还真是一清二楚、铁板定钉。那就是：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一塌糊涂，中央政府对西藏、新疆的强力统治完全失败。岂止是失败，而且势必遗祸子孙、后患无穷。中共所谓"民族自治"，所谓"民族团结"，所谓"稳定和谐"，所谓"爱国爱教"，这些自欺欺人的东西终归是靠不住的。假的就是假的，能蒙混一时，不可能蒙混一世，总有一天会完全解体、彻底破产。
我所担心的，不仅是将来的中国会象苏联老大哥一样轰然解体，我更害怕中国会象南斯拉夫一样大搞宗教迫害、种族仇杀。如果说西藏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车臣，谁知道新疆会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科索沃？
理论与实践均证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都不得要领，漏洞百出、隐患重重。以为一党专政可以改变民族认同，以为意识形态可以代替宗教信仰，以为小恩小惠可以收买人心，以为大军压境可以永保太平。这样的极权思维，在党国强盛时还只是自以为是，在党国衰弱时就成了作茧自缚、自作自受的致命陷阱。
有那么一天，当一党专政体制自顾不暇的时候，当军警谍特离心离德的时候，不仅"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一戳就破，"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也同样一戳就破。
三
纸包不住火，假装当代中国不存在民族、宗教冲突，假装"神圣领土"永远牢不可破，这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中共和一部分"民运分子"都陷入了误区。共产党的迷误是相信专政之下有团结、党国之内有和谐。一部分"民运分子"的迷误是相信民主药方万应万灵，可以化解、治愈一切国内矛盾。还有些人固执地认为，凡是对共产党不利的，无论是和平抗议还是暴力骚乱，都是对民主、对民运有利的。我想轻声地问一句：难道维人怒杀汉人、汉人报复维人也是"人民觉醒"、"公民抗暴"？也对民运有利吗？
西藏、新疆是藏人、维人世代居住的地域，而藏人、维人与汉人在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无论是杂居还是分居，汉人与疆藏居民的外在区别一目了然（这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形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中共在疆藏地区实施了汉化政策，这一政策也是极不可能成功的。
作为人数远低于汉族的少数族群，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长期以来受到汉族中共政权的权利剥夺和政治压制，这只会强化西藏人、新疆人极其敏感的民族意识，凸显其孤独无援的少数群体地位，累积增加其受压抑感与不公平感。一旦发生社会摩擦，人们会首先关注民族分际，划定族群边界，以民族利害去解读社会、解释现实，以民族矛盾压倒其他一切矛盾。这与一部分"民运分子"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中共与人民的矛盾高于一切、大于一切，抵抗中共暴政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一致行动，而民族之间的冲突则是次要的和从属的。但真实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在西藏、新疆，在藏人、维人的生活领域，一切冲突（包括官民冲突）都有可能被错误地贴上民族标签，一切纠纷都有可能被归因于民族、宗教上的冲突，一切误解都有可能于不经意之间酿成民族仇恨。
清朝末年的1856至1873年，从云南、陕甘到新疆，曾发生长达十多年的回民叛乱和暴乱。最初是官府歧视回民、偏袒汉人，只是性质简单的官民冲突，然后，从回民与汉人之间四处蔓延的血腥集体械斗，到回民小朝廷公然成立并与国家为敌，再到英俄公开干预、俄罗斯悍然占领伊犁。直到左宗棠率领清军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残酷的远征"西域"之举，新疆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近代以及更远的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官民冲突往往演变为民族仇杀和国家危机，这不是偶然的。须知，在单一民族之内，官与民、穷与富或许是最显明的外在分类，也是最直接的利益冲突源泉，而在汉人与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族群分类才更具有符号意义，少数族群的悲情意识和民族身份才更易于启动集体行动的认同、动员与发生机制。在民族、宗教领域，以"大多数"和"一小撮"的对立或以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作为社会冲突的唯一解释模式，未免失之于浅薄。
四
化解民族矛盾既需要小心翼翼，更需要大智慧。专政诚然不能解决民族、宗教矛盾，单纯的民主体制也绝不是对症的良方。民主选举、"民族自决"、"全民公投"都不可能程序化地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在既不信任官府、又不信任汉族的情况下，一人一票的多数表决不可能获得疆藏少数民族的认同，而少数民族的自行"自决"也很难顾及汉民族的利益、不可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可。这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看到，不仅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过不了民族分裂的难关，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休无止的暴力冲突，就连老牌民主国家英国、加拿大，也难以轻易化解北爱、魁北克难题。如果我们对民族、宗教矛盾不以为意，仅仅视为官民矛盾的附庸或变异，甚至闭目塞听、装聋作哑，把民族团结的期望当作已经一成不变的现实，也许，中国的民主转型将会在族群间的血腥暴力中与国家解体同步进行。
"314"和"75"只是两次预演。这是对中共政府的警告，也是对全体中国人、对未来中国的警告。"兄弟民族亲如一家"诚然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兄弟民族从来亲如一家、永远亲如一家"更是令人心神向往、乐此不疲，然而，让我们现实一点，承认不同民族在宗教、文化、利益上长期存在着重大差异，并不天然一致，更不永远一致，相互间的隔膜、疏远、不信任、猜疑乃至利益争执和群体冲突并不奇怪，只要将冲突限制在适度、可解的范围，而不推向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争执和冲突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这才是明智、务实的态度。承认差异并尊重差异，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闭上眼睛唱"不存在民族、宗教问题"的黄腔，正视现实，才能逐渐为少数民族的悲情意识脱敏，为汉族人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消毒。
《零八宪章》提出联邦制设想，这是迄今为止解决西藏、新疆问题最有价值的政治方案。只有联邦制与民主制相结合，才能确保全国性事务由全国人民决定、地方事务由本地住民决定，从而有利于将病态狭隘的族群意识转化为健全的公民意识，为国家的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
五
然而，中共当局毫不掩饰其对《零八宪章》的敌意。他们一意孤行，逮捕了刘晓波先生。而"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
从杨佳到邓玉娇、从翁安到石首、从拉萨到乌鲁木齐，两年来的这一系列暴力事件，尤其是人们对暴力事件的观感和态度的微妙变化，说明"四五运动"、"八九民运"的和平抗争模式正在被中国大众社会所抛弃。良性的抗争模式正在退场，而一个新的斗争周期正在降临。古老的"民变"、"起义"、"暴动"、"仇杀"等极具破坏性的反抗模式正在新的条件下复活。将愤怒化为复仇、将正义诉诸暴力，正在成为一种在各地蔓延的流行性抗争方式。
我不知道那些批准逮捕刘晓波的党国官员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行为的政治意义，以及他们所背负的历史责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放弃了《零八宪章》的拯救，中国又向暴力的深渊跨跃了一大步。
但愿"75事件"能够让中共内部的有识之士们有所醒悟：当你们不惜用极端的暴政扼杀民主请愿，当你们亲手堵死和平、理性的变革之门，中国所得到的将不会是稳定与和谐，而是可怕的混乱与残酷的暴力。奉劝中共诸君，千万不要迷信专政机器，虽然这部机器仍然强大有力，它有能力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更有能力对一位贤明的智者大兴冤狱，但它也许会在一地接一地、一群接一群的乌合之众面前手足无措，在一波接一波的打砸抢烧杀面前无能为力。
200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