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贯穿改革三十年的法政系

改革三十年的发动机完全是政治，从民间到官方的角度，都是一样。它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从非常规的政治运动状态，回归到常规状态。去政治化，例如让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逐渐告别人治。我觉得改革三十年是一个法政的年代，或者法治作为总体目标的年代。由于89年的政治事故以及一贯的政治高压，在改革三十年呈现的本来面目就扭曲了。

80年代法政系，是党内民主派。也就是80年代的政治松动和解放，是政治精英或者官方能够容忍的知识精英推动的。而这种推动在8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在高潮中死去。到了2003年之后，就是维权运动和维权律师的兴起，这些主力很民间，完全告别官方，当初党内民主派如今却可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

80年代末那场的政治运动，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这场政治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最大不同地方，就是法律人成为主要的领导力量。这场政治运动的这个特征，并不是凭空生出来，而是1978年之后包括党内民主派不断推动法治的结果。

并不是北大，而是中国政法大学，成为精神领袖。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提出法治，泛论民主，却很少讲宪政，那么这场政治运动是补了这一课。陈小雅说，89有一个不同于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参与者所持有的法治与秩序的要求，而不是搞什么造反和动乱。王军涛在1989年4月下旬与社科院政治学所陈小雅谈话说，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是以法大作为核心，口号是法治。过去的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而这次讲法治就要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有承诺。

法治是上下一体的共识。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在民主与科学之外，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加入"法治"。在文革之后，面对十年浩劫的文革，受迫害的共同产党高干记忆犹新，对法治的追求还是相当真诚的，当然后来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法治"这个大旗，这场政治运动之后，官方就虚应故事了，在法律的名义之下，权贵大肆贪污。这个使命就落入到民间或公民社会。维权律师的出现，依赖于律师从体制中独立出来，成为公民社会中独立力量，接下了这个接力棒。

维权律师所主导的维权运动，有一个副产品是可以维护稳定动态和谐。十七大之后，地方对中央不仅存在"弱服从"关系，还存在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需要重新整理中央地方关系。这一点也成为政治稳定的关节点，绝大部分的政治矛盾，都夹在中央地方关系产生。甚至可以说，除了敌我矛盾之外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纳入中央地方关系中调整的。

中央地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例如宏观调控以来，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央地方关系并不完全和谐，甚至矛盾公开显露。中央地方关系在经济领域激化，那么就必须腾挪到政治司法领域，并且贬低经济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方可理顺。

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威日渐消弱，露出软肋和空档。所以中央政府必须让维权律师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成为维权领袖，发动民众，在宪法法律之下，与地方豪强和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样才能让民众在维权之中，掌握法律，用权利对抗非法权力。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清明做出努力。中央政府与维权律师构成无意识联络的政治同盟。例如惩治贪污，需要有中间组织，需要维权律师的介入，如此是双赢的局面

社会稳定和和谐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知识分子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或者发生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 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吸纳和支持。有人担心民众与维权律师的结盟，群体性事件，会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没错，这种趋势是一把双刃剑，需要中央政府的吸纳和支持，来避免转化成为社会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新做法是，在经济上给予维权民众一定收益，以解燃眉之急，暂时安抚一下，然后在政治上把维权律师与抗争民众隔离开来，从源头上消除再次抗争的可能性。给民众面包，暂时消弭了"火灾"，而且让民众不再依赖于维权律师领袖。

这样的做法形成这样的局面：有维权虽然有牺牲但就有收获，不维权就没戏。在经济上当局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上一步也不放松，把任何从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掐死在襁褓里。

80年代是一个政治解放和松动的年代，而文化启蒙的成就，仅仅是辅助部分，也就是新启蒙和后面的文化热，是政治解放的组成部分，是很次要的部分。整个八十年代，能够节节推动的力量，是法政的。但是这些后来成了忌讳，大部分不能公开讨论。而只沾得一点边的文化启蒙，因为非政治，所以可以大行其道，反而心中产生了僭越心态，反客为主，要吞并政治解放和松动，解释80年代历史为文化史，因为人们看不到真相，为了自己的荣誉就帮助进一步遗忘，于21世纪作为幽灵复活，实际上构成专制主义的帮凶。

法政成为边缘，而文化成为中心，一方面是法政系自己放弃法政作为一门总体精神科学的使命，另一方面当然来自专制和文化人双重打压。从法政和政治自由层面来看，现代道德专制和文化人的古代道德专制，是一致的。80年代的政治解放，直接指责文革是封建专制，于今天以一以贯之，就要指责80年代文化幽灵是专制主义的帮凶。

90年代那就市场经济的力量要求法治，其主力战士变成商人，商人主观上追求利润，客观上促成法治。86年之后的文化解决到90年代的后的经济解决，可以看成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总体性瓦解之后在伦理和经济二者之间徘徊。经济解决的崛起，是因为人心伦理在物质欲望面前极为有限，而功利主义的说服，更为有效。然而经济解决同样是文化解决的延续，同样是诉诸于人心的解决。伦理和经济二者之间徘徊，是迷途，所以当下兴起的道德保守主义，展开对经济欲望的批判，还是迷失的道路。

只有把改革三十年作为法政年代这种本相揭露出来，才能沿着80年代的政治解放的路径前进，并且阻止文化道德专制的复兴。这需要法政系肩负起把法政当作一门总体精神科学的使命，进入历史、文学、经济，让一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归于法政精神。

法政系要学会表扬自己，要撰写历史，让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法治浑然一体，在历史沉淀中而不是如文人那样总吹嘘当下的自己。法政系总结，并且让自己献于法治的进程，自己如同一条支流，万流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