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
RFA: 各地人士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六四
“六四 ”二十一周年， 各地异见人士以不同的方式纪念，有的穿白衣，绝食；有的网上聚会，但也遭各种打压；有的被电话警告；有的软禁在家；有的被从家中带走。而今年各地打压的最大特点是，切断网络，切断电话线，甚至切断电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星期五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一周年，大陆各种民主人士都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四川异见人士陈卫、刘贤斌、欧阳懿、张明等人都以穿白衣，绝食一天的方式来纪念。陈卫当天对本台表示：“六四”发生二十一年了，我们都采取绝食一天这个方式来纪念“六四”，同时我们今天早晨也自发的参加了在推特上的网聚。原来在西安读书的学运领袖张明今天晚上会参加一个基督教的祷告仪式，这是专门为六四死难者举行的。因为网络被当局切断而到陈卫家一起上网的刘贤斌表示：在政治的高压下，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六四的记忆。
而浙江的异见人士朱虞夫表示，两天来他被警察严密监控，就连上班警察也跟着，六四当天警察又打来电话问他这天的想法，朱虞夫表示：想法很简单，就是平反六四。他说：六四你们杀了人了，二十一年了，每年的六月四号我们都是绝食的，我们这些人都吃不下去，想到这一天悲愤难平，死难的都是二十岁不到的人，如果活着现在才四十几岁，都是社会的栋梁，都是精英。
在湖南，异见人士以网上聚会和绝食等方式纪念六四。长沙泛蓝联盟的张子霖对本台表示：湖南李德铭、张善光这些人发起了网上纪念六四，昨天跟我们泛蓝的成员商议，我们今天以绝食一天的方式纪念六四的死难者。我昨天跟我们浙江的负责人魏征陵取得联系，他准备发文向全国发起泛蓝绝食纪念六四，但是他的网被切断了，昨天还有谢福林妻子也发现家里的网和电话线都被切断。
切断网线、电话线，成了今年当局打压的一大特点，这种情况各地都有。安徽异见人士张林对本台表示，我这几天一直断网，家中电话大概一个多钟头前才恢复，都断了有一周了，所以基本上跟外界没有联系，我现在对外界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而在贵州，当局的打压情况更加严重，异见人士的一些骨干从周三开始就被从家中带离。也有六四当天被抓走的。本台记者打电话找贵阳的陈西，他的妻子张女士对本台表示：陈西被公安带走了，前天晚上他们来敲门，叫他收拾衣服走，好像六个人，任何话也没说，他们一直在我家楼下，出去都一直跟着，都好几天了，前天就干脆把他叫走了。
另一位廖双元，六月四号凌晨也被国保带走，本台拨打他妻子吴玉琴的电话，但电话被转到服务台，陈西的妻子张女士表示：廖双元家连电源都被切断了。她说：他家的电都没了，所以消息出不来的，电线被他们剪断了，他们都是这样搞的。据了解，其他人像莫建刚、李任科、杜和平等人都被警方带走，而其余人士都被软禁在家，甚至不准出门。被控制在家的贵阳异见人士曾宁表示：其他的都是被控制在家，不能出门，出门的话有警察跟着，不能进到市中心，不能进到市区去。
北京NGO人士苏雨桐因纪念“六四”被抓
（维权网信息员肖闻报道）今天是“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早上十点左右，北京NGO人士苏雨桐因手持一束白玫瑰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而被四五个便衣劫持。苏雨桐发出的短信说：“我在中轴线上，遭警察盘查！此时周边众多警察包围！亦有伞兵包抄。”“被四五个便衣强行带上警车，非常粗暴。”“ 流氓”。
苏雨桐发出短信后，当即有推友给她打电话，她介绍说：“胳膊都被抓的很疼，抬不起来了。”也有推友给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打电话，“打电话过去，转给了治安大队85222272。接电话的人说他们部门有200多人在广场执勤，不清楚雨桐的情况。”当维权网信息员致电苏雨桐欲了解详情时，提示为电话已经关机。
截止发稿时，维权网得知，苏雨桐已恢复自由。另外据推特上讲，自6月1日以来，还有如下的网友被抓：@jason5ng32 @wangyi09 @suyutong @yanglicai @wuyuren @gonewater。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电话：010-65241304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电话：010-85222272
VOA:六四周年纪念 北京气氛平静
星期五是“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虽然加强了戒备，但气氛不如去年紧张。有活动人士反映，他们受到严密监视。
*天安门加强警戒*
每到“六四”纪念日，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都可以看到大批警察、特警和武警。今年也不例外，但是警力似乎少于去年。
去年，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混杂着大量便衣。今年，那些身穿T恤杉、剃着小平头、打着小花伞的便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治安志愿者”。
天安门广场平静如常、气氛轻松，为数不多的游人在三三两两的拍照。倒是那些打着红色阳伞的首都治安志愿者格外显眼。他们三五成群席地而坐，躲藏在阳伞下无聊地打发着时间，有的干脆躺在地上闭目养神。
*活动人士受到监视*
不过，一些活动人士居所周围，气氛要紧张得多。维权人士刘安军告诉美国之音，警察和国保，约30人，分乘好几辆车，一早来到他家外。他说，3号晚上，他和网友们一起举行了网上悼念活动。
1989年6月3号夜晚和4号凌晨，中国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开路， 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试图结束持续了近两个月的以学生为主导的争民主、反腐败抗议示威。镇压过程中，数百名甚至可能上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打死。
21年来，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一直有要求北京当局平反“六四”的呼声。由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更是为这一诉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六四难属悼念亲人*
据美联社报导，星期四晚上，“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六四”难属丁子霖和她的丈夫，来到当年儿子遇难的地方进行悼念。去年，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前往亲人遇难地点祭奠的计划，由于警察的阻挠而流产。
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官员表示，当局无意改变对那场政治风波的结论。批评人士则说，他们不会放弃努力，“六四”最终一定会得到平反。
VOA:“六四”21周年 官方结论不变
中国官员在“六四”事件21周年前夕表示，当局无意改变对这场政治风波的结论。而异议人士说，平反“六四”是早晚的事，正义终归会战胜邪恶。
*当局无意修改相关结论*
1989年6月3号夜晚和6月4号凌晨，鲜血染红了北京长安大街。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持续了近两个月后，终于遭到血腥镇压。
20年余来，国内外许多人试图推动中国官方改变对那场以打倒贪腐、实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运动的定性。但是，在“六四”屠杀21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当局无意修改相关结论。
她说：“那场政治风波和所有有关的问题，早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从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当局找到了不给“六四”平反的理由。但是，鲍彤的看法截然相反。鲍彤是被邓小平废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六四”后被投入监狱，成为由于“六四”而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矛盾比21年前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几乎可以这样说，腐败就是拉动经济繁荣的一个驱动器，而廉价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贫穷也是造成这个财富的基础。老百姓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国富民穷”。这四个字概括了现在的事情。一方面，国家很有力量，另外一方面，人权遭到践踏。”
*鲍彤表示平反“六四”更加现实*
面对当局一再拒绝平反“六四”的态度，鲍彤表示，平反“六四”不是更加渺茫了，而是更加现实了。
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群体性的维护公民权益的这样一种行动，在全国各个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首都一直到边疆，到处都在产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虽然没有解决，但是我有信心在大家共同维权的情况之下，最终是一定能够解决的，其中也包括对六四重新做出评价在内。”
*周舵坚信“六四”定会平反*
周舵也是期盼平反“六四”的众多人士当中的一个。1989年，他和其它三位知识分子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支持学生的诉求，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现在，每逢“六四”他都要绝食一天，以示纪念。今年，他特别提出申请，要去北京紫竹院公园静坐绝食。但是未能得到批准。
这丝毫没有动摇周舵对于平反六四的信心：“我坚定地认为，六四是一定会平反的，但是什么时候平反，谁也不知道。只能说是一种对于人间正道的信仰吧，这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天理公道在吧。”
周舵最近撰文，对当局以“拖”字诀处理“六四”遗留问题提出指责，认为这种不作为政治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他警告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滞后得太久，再这样拖下去，势必酿成大祸。
VOA: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21周年
在香港，预计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星期五晚上的烛光晚会，纪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者遭到残酷镇压21周年。
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派遣坦克和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持续了多个星期的学生和工人的抗议示威，打死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人。当时的示威者呼吁政治上进一步开放，并且谴责腐败。
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同民主活动人士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承认北京所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的结论。
星期四，“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表每年一度的公开信，呼吁重新评价这场镇压。丁子霖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她的儿子在1989年被打死。她说，“天安门母亲”不会再仅仅向政府发送这封信。
丁子霖：“他们已经不配接受我们的信件了。因为他们失去太多的时间和机会了。我们每年都给他们写信，不管他们领导人是谁。我们对事不对人都给他们写公开信。要求他们面对，要求他们公正解决六四，他们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对我们进行打压。”
中国一直坚持对这场抗议的谴责。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过去几十年已经证明，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姜瑜：“那场政治风波和所有有关的问题，早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从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在靠近当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北京市中心，游人在照相，警察在巡逻。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凯恩说，北京禁止正式纪念这次事件。
凯恩：“自从六四大屠杀以来的过去21年里，中国政府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新闻检查，严禁提及1989年6月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发生的事件。因此，中国的年轻人被集体强制麻醉，得了健忘症，他们没有机会真正了解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凯恩说，一些试图纪念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的人已经被软禁。
VOA:中国异议人士在被监控中悼念六四
每到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中国的一些异议和维权人士便被软禁、跟踪、监视等。而对当局的骚扰已习以为常的异议人士则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个无法抹掉的日子。
据美国民运人士主办的博讯网报导，在六四21周年纪念日前夕，从5月23日开始，北京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便被限制自由。记者六四当天打电话给齐志勇家里的座机和手机，根本无法接通。5月30日早晨起，自由作家余杰和刘荻、异议人士查建国、高洪明、基督徒徐永海就被上岗监控，出门须警车及警察跟随。6月1日上午，古川、李昕艾被昌平国保谈话，警察称不准参加六四有关的任何活动。
在安徽，异议人士张林、沈良庆一度被断网断电话。在四川，6月2日开始，异议人士刘贤斌、八九学运领袖陈卫被上岗监控，出门有警车或警员贴身跟随。在西安，6月3日，八九学运领袖杨海、维权律师张鉴康和维权人士马晓明被强制旅游。在贵州，从6月1日开始，异议人士陈西、黄燕明、李任科被强行带离家中，吴玉琴、申有连等人被警察堵在家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另外，自八九六四后长期受到监控的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家门口增加了警车警力，手机和座机都无法打进去。异议人士李海、廖双元等多人在六四来临之前逃离家中以躲避警察的骚扰和软禁。
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和先生6月3日晚得以到木樨地儿子21年前被戒严部队枪杀的地方点烛祭奠。
她说：“当时那包围圈、警戒线很大。他们圈得很大一块空地。只有我和我老伴以及监控我们的便衣警察。光便衣警察就有4、50个人，记者就进不得警戒线里面。发生了许多推撞，便衣警察靠着我，从我进入警戒线一直不停地在拍。一直到我栽倒离开可能他们都在拍。”
丁子霖女士的儿子当年被枪杀时只有17岁。去年在六四20周年时，丁子霖受其他六四难属的委托，想去木樨地为儿子和其他六四遇难者祭奠，但是受到了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今年约好与她同去的一位“天安门母亲”临出门被当局堵住。她和先生提前赶往木樨地，并拒绝乘坐警车。
她说：“10点钟一过我就离家了。我一出门，便衣就在等着我。但是我坚决不坐他们的车，我自己要的出租，他们的车在后面。我和我老伴就我们俩人，我们提前在10点45分时就开始摆上我们带去的祭奠的东西。摆好以后，最后才拿出照片，也就是去年20周年时我准备好的、准备带去的10张照片，包括我儿子的，摆在那里。”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当局指为“幕后黑手”受到通缉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获释后，作为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陈子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尤其是在敏感日子。陈子明说，他昨天去看中医，今天去取药，都必须要坐国保的车才能成行。陈子明表示，他用自己可行的方式纪念了六四这个日子。
他说：“王丹前几天号召大家在推特上大家聚会一下。我就是上了一下推特，然后发了几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我自己前几年发的，我给介绍了一下。”
1988年10月起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参加和报导1989年北京民运而被北京安全局抓捕的高瑜，在经历两次入狱之后，以自由记者身份继续从事新闻报导，两次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高瑜在六四当天也上推特与朋友聊天，纪念六四。
她说：“我参加了，王丹不提出六四的推特群吗，我发了一张照片，还写了几句话。反正只要一上网吧，那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来打招呼吧。”
同为六四良心犯的知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常委，六四后被捕但被免于起诉。2000年，再遭逮捕，被判4年。在六四21周年之际，江棋生委托中国人权组织发表由其本人撰写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的英文版。此篇报告的中文版去年5月六四20周年前夕发表。
江棋生表示，他撰写这篇报告是因为看到太多六四受害者的苦难，比如许多六四良心犯在出狱后，仍遭受歧视，找不到工作，成不了家，没有住所，被剥夺各种权利。他希望报告能唤起社会正义，唤醒社会关注六四受害者，不要遗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