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签署人吴祚来：一个幸存者对“六四”的记忆
到五月底六月初，广场已见散意，北京市民与北京的大学生们多已疲惫倦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更是鲜见。广场上更多的是外地学生加盟，使广场增添了一些活力。
学生与政府在僵持着，学生们心里明白，运动必将收场，但如何收场，谁也不清楚，学生们只想使运动有一个说法，在争取民主权力方面，有一些收获。
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就是部队即将进城，但每天又都有好的消息在广场传播，市民与大学生们在进京的各路口堵住了军车，军人不可能武力进城。
因为学校没有恢复上课，我们就自然成了“广场学生”，早饭或午饭过后，多会骑着自行车，从北海后门一路飞奔到广场，不过二十分钟时间。
六月三日这天我记得仍然很清晰。
下午仍然各种旗帜飘扬，广场上散落有加，生活垃圾成堆，临时厕所散发着恶臭，广场学生主持的广播不停地播放着各种消息。学生们互相激励，要坚持到底。
有消息说，当晚一定会部队进城，但看着广场风平浪静的样子，我的直觉判断是“不会的”。如果我判断晚上大军进城，我会留在广场，不会回学校吃晚饭的。傍晚五六点的样子，我与一个同学骑自行车从相西单那儿折回单位（一般不走这条路的，为什么当天走这条路，记不清了）。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一辆军车，向广场方向开进，后面还跟着一辆，远看军车里面没有人，似乎是空车，但突然有一个学生喊，车里有军人。原来，军人们低坐在车底，不注意根本就看不见（后来想，这其实就是预前行动，为晚上包围广场做准备）。
这下可热闹了。
前面就有学生与市民拥堵，边上就有学生与市民向车上攀爬，车子一开始开得很快，但因为围堵的人太多，只得停下。最终的结果是，学生与市民将军车向回推，推到一座院落里，然后就将军车锁在大院里，学生与市民对军人非常友好，军人们无动于衷，听任学生与市民推车。
因为要回学校吃饭，我就没多看，径直回到单位。
到七点钟的时候，边上有电视机的同学宿舍里，突然看见央视播音员在朗读戒严令，任何人不得上街，后果自负云云。心头当时一紧，不祥的感觉由内心生发出来，还有一种无奈感，一种无以言传的愤怒。但我们仍然坚信，部队不可能进城，因为市民太强大了，军车总不可能从人的身上碾进城吧。
2
正常休息上床睡觉。
快到十二点的样子，突然听见不寻常的声音。
我醒了，起身对同室同学说，可能开枪了，同学说，睡吧，怎么可能呢。
躺下，但我还是起来了，穿衣起床到门外，许多人都起来了，大概有几十个人的样子，有同学，也有单位研究人员。因为来自广场那边的动静挺大的，我们预感可能有大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决定骑自行车到广场看看。
我们到院大门口，也就是恭王府的大门口，这时来了一个美术研究所刚毕业的女同学，她家就住在木樨地那边（？），她认真地告诉我们，部队进城了，而且开枪了，是真开枪，让我们千万别上街了，太危险。
我们在一起讨论的，居然是橡皮子弹与瓦斯弹的问题，但从前方过来的同事坚持说，不是橡皮子弹，是真子弹，有人流血了。
我们将信将疑，或者说，我们还是希望到广场去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地安门街中心，有一些市民没睡，在那儿聊天，当我们说广场开枪了，他们说，不可能。
十二点多，我们一行几十个人骑自行车到了南长街，整个长安街火光冲天，晃若梦境。向长安街西边望去，更是风起云涌，枪声大作，一些学生与市民从那边撤过来，高喊，开枪了，开枪了。
新华门前，站着三排卫兵，最后面有二三位军官，一位手持步话机，可能是与其首长保持沟通，学生或市民与卫兵对望着，没有任何冲击行动。一位市民蹬着三轮车，从长安街西边过来，车上居然躺着一位受伤的士兵，士兵面容痛苦，不知什么原因受的伤，人们希望新华门的卫兵放开通道，让受伤的兵士进去，但遭到拒绝。一些学生群情激动，但没有任何效果。市民继续蹬着三轮车，向东驶去。
西边的形势越来越紧，隐约可以看见坦克与士兵开始向新华门这边涌来。长安街上火光更大，可以看见坦克在碾压横在道路中间的大通道公交车，公交车均在燃烧之中，坦克似乎要将大通道车推开或铲除。子弹在天空爆炸，响成一片。
我与同学走散，我一个骑车向东边撤退。
这时看见路两边均是石头，记得下午之时并没有这些东西，不知从哪儿弄来这些石头木棍之类的，杂乱在长安街路边，一些学生站在路边，手拿木棍或石头，似乎要狙击部队，但这些学生太幼稚了，自己手中的石头扔出去，只会招来报复性的子弹。我下车推着车，劝说一些学生不要盲目冲动，我说，如果你扔石头，对方马上会枪击你，没有任何用处。一些学生听了我的话，退回到广场，但还有些学生滞留在路两边，不知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拍照闪光或扔石头，立马会招来枪击或扫射。
到了南长街口，离广场只有百米之遥。
碰见了一些同学，同学们都主张撤回学校，留在广场太危险了，我与另两位同学决定留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想躺在路边的绿化带里，呆上一夜，看看长安街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只想成为一个见证者，不想有任何抵抗，任何抵抗都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我当时是读研的年龄，多一些理性，而广场一线上抵抗的学生，多是刚入大学门的年纪小的学弟们。
这时部队已逼近广场，在南长街口约有一二百名市民与学生，这时有学生高喊：只有最后一个防线了， 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居然不约而同地想要守住这条“防线”。当时我心中有一丝怯懦，因为我看见坦克已开来，看见军人在坦克前穿着迷彩服，端着冲锋枪，向前挺进。肉身之躯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这样铁血之师呢？
我向街中心走几步，我就退回到路边。
看见学生与市民挡住了去路，士兵们并不是直接向人群扫射，我注意到，他们开始是向天空开枪，子弹在空中炸成一片，然后，就向人群前的路面扫射，子弹打在路面上，如同鞭炮一样在地上溅起火花。
当时有些害怕，但是一种梦中的害怕，并没有畏惧，如果畏惧，就会立即回到学校的。
冲到路中间的同学，这时也被迫退回到路边。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开枪的士兵，应该心存感激，因为他们没有法西斯式地向我们扫射，当时我的视线范围内，没有大面积的伤亡，如果有伤亡，也是个别的，我看到了士兵的克制与理性，如果能找到当年第一批到达南长街口的戒严士兵，我会给他们一个拥抱，他们在那样的恶梦中，还保留着基本的人性与理性，正是这样的人性与理性，使我们当时一二百人，还可以活到今天。
是的，在那样的梦境中杀人扫射，与游戏机中打杀人游戏，并无不同，法律很难追究当时的士兵，他们可以有任何理由来扫除“路障”，使他们自己可以准时到达预定地点。
真希望见到他们，他们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龄，希望与他们在一起，谈谈当时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困境与焦虑、恐惧。特别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扫射，不杀尽我们这些阻挡者？
我只能想象，当时的年轻的兵士们，心中没有失却基本的人性，正是这样美好的人性，使他们没有扫射，使我们得以活到今天。
他们打到南长街口，似乎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没有任何动作。或者，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
我们是回到学校，还是继续留在广场？
我们将自行车停放在南长街口，然后步行到广场上，这一去，就不能再回到南长街，很快，部队就包围了广场，任何人不能从北边过马路，只有东南出口可以出入。我们的自行车，也就永远地失去了。
3
我们到了广场。应该是四号凌晨一点钟左右。
我们所说的“广场”一般比较具体，就是指铁栅栏围起来的部分，谓之广场，而境外媒体或没来过广场的人，可能将整个长安街都称之为“广场”了。小概念广场上，既混乱，又安静，混乱是指广场中间一部分学生群情激昂，我们刚到广场之时，就看见几个学生，穿着T恤衫，手持长棍子，试图冲击广场前的包围广场的士兵，我们上前阻挡，一位激愤的学生竟然冲着我们打过来，骂道“叛徒”，显然这位同学已愤怒到极点了，已失去理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看到了他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从“前线”撤回的一些学生遭到枪击，我亲眼看见几位学生搀扶着一位受枪击的学生，一步一步走向广场中央，血染红了他的前胸后背，广场上多处地面上都是斑斑血迹。而广场上只有一辆救护车，后来听说，所有医院接到通知，当晚不允许出动救护车到广场。还有一辆出租车听说是外国记者打的打到广场的，当时受伤的不止一个学生，救护车鸣笛而出，边上还有人安慰说，马上车就会回来的，救护车之后，就是出租车运走了受伤的学生。
这些学生如何受伤，在哪儿受伤的，无从知晓。
广场广播，总是传来激愤的声音，有时会传来欢乐颂，围在广场纪念碑边的人，越来越少，都聚坐在一起，不断歌唱，他们通过歌唱来排解焦虑与恐惧。当时广播里还传来一位法国记者与某国记者的声音，他们表态，一定与学生们共守广场，坚持到底。应该还有侯德健与刘晓波先生的讲话，但记不清他们讲了什么，或领唱了什么歌曲。
记得最深的，是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还有国际歌。
我见到的广场，接下来四五个小时，发生了些什么呢？
一是学生冲击广场北边包围线，广场到天安门之间很快被部队封锁，但一些学生似乎要冲破它，天安门前似乎有军车被烧着，火光熊熊。后来的电视里说，有“歹徒”点燃了军车，我想，应该是愤怒至极的学生不顾生命危险，突破封锁线去点燃了军车，但他们结果可想而知，被枪击中，后面去救援的学生也未能幸免。
我没有近前，枪声大作，非常危险。
二是广场西北角发生一次小的冲突。
一位士兵抢过学生的相机，因为学生拍照了他们，这时数十名学生与市民上前理论，希望士兵还回相机，我走到最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士兵，我们都是普通的好人，与士兵们一样，而且学生们要做的，都是普通善良人的希望实现的和平民主的生活。
这时的士兵根本听不进去，他的眼睛血红，吼着对我说，别跟我说这一套，你们在路上太狠了，打砸我们士兵（大意），可以想见，他们是一批从西长安线上打过来的士兵，他们受到了市民与学生惨烈的狙击，所以，他们根本不把学生看成与自己一样的平民儿女，而是看成暴徒。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暴力进城，必然导致暴力阻击，必然造成惨烈的流血后果。
受伤害的，是这些平民子弟兵与平民学生。
那些决策者，永远只会获得权力与利益，永远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他们甚至会将无数别人的血，看成自己的政治财产与资本，来下赌注，无论赌局的结果如何，他都是庄家，别人的生命鲜血如同棋子，由他们任意抛掷与挥洒。
我看到了士兵的同样的激愤，满眼血丝，最终，他将相机中的胶卷扯下，将相机还给了学生，当时应该有二只相机被士兵收缴，当我与士兵进行“教育”之时，那个士兵完全不耐烦，端起枪来对着我，说，别再站这儿，离开，否则我开枪了。
我悻悻离开。
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前。
这儿的台阶上，坐满了士兵，每一个士兵都有一张娃娃脸，许多学生市民都在与他们对话，我近前与一二个小士兵谈了起来，原来，这些士兵均不是外地调入北京的，而是京郊的士兵，他们驻地应该是南边的郊县，所以他们对学生运动非常清楚，一位小兵听我叙说得流下了眼泪，可能是我说得诚恳感人吧，他说他们不会对学生开枪的，他们知道学生们是为国家为百姓，他将枪拿给我看，说，枪里面什么也没有，枪口里面塞上了纸。
这时的广场完全被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前数以千计的士兵，而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现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台阶上，也坐满了荷枪可能未实弹的士兵。后来还发现，纪念碑南面的纪念堂边上，也坐满了士兵。而当时现场的学生，不过一二千人。
我从人民大会堂士兵那儿回到广场，突然看见一辆坦克冲入广场，这辆坦克由城南那儿开过来，似乎是一辆迷路的坦克，开得飞快，学生们拿起石头就砸，但那钢筋铁骨的玩艺，根本就奈何不了它。它一直冲向天安门前，铁栅栏对它形同虚设。学生们追击砸打坦克，在广场上形成了一个小热潮。
这时候已是三点钟左右，京城枪声四起，近处响枪最激烈的是革博后面的公安部那儿，空中枪声大作，似乎那儿有一场小规模战争在打响。楼顶上甚至还能隐约看见人影晃动。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了一起，朝东边走过来，当时我手中有一条毛巾，我们闻到浓烈的火药味，以为开始向广场放素瓦斯了，于是，我就将毛巾撕成三片，一人一片，捂在鼻口上，但很快发现并没有向广场放瓦斯，也就不用捂鼻子了。
我们转到广场纪念碑后面，那儿有上百个香港演艺界捐赠的各色帐篷，质量非常好，大多数帆船空空无人，我们随便找个大一点的帐篷，在里面休息了一会，可能不到半小时，一位同学甚至说，这帐篷没用了，我们弄一顶带回去做个纪念吧。我说，这什么时候，带这个回去怎么可能呢？
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可能会大兵压过来，有人说可能是四五运动那样，大兵们手持大棍，一阵扫打，然后押到监狱里，让单位领人，或者就关起来，判罪。我们无法预测最终结果，一切都听从命运安排。但我们似乎当时下定决心，留在广场上，看最终结果，一定要亲眼看到最终结果，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4
广场上人不是太多，帐篷里有一些，但很少，多散落在广场各处，更多的人聚在纪念碑边上，坐在台阶上，纪念碑的台基上面，是高自联的核心机构，特别是广场的喉舌：广播所在地，有帐篷有设备，但我一直没有进入过这样的核心重地，甚至当晚也没有落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我们是广场上的“散客”。
坐在台阶上的多是学生们，他们一遍一遍唱着激动人心的歌曲，喇叭里也不断地为学生们鼓劲，似乎要誓死捍卫自由民主的权力，捍卫这次运动的最终胜利成果，守住广场似乎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光荣与胜利。总之，就是不撤离。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广场熄灯时刻。
大概凌晨四点钟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没带手表，整个广场上突然熄灯了，一片黑暗，令人心惊，有一丝恐惧袭上心头。因为黑暗中你不知会发生什么，会不会军人趁着黑暗动手？
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解释，为什么那时广场要熄灯？就是人为制造恐怖气氛？
广场熄灯后，还是熄灯之时，我记不清了，感觉广场学生联合会做出了重大决策，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个人（后来人称广场四君子）主动要到广场天安门前，与当时的军人首长对话，或者谈判，要和平撤出广场。
谈判成功。
这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也是载入史册的一幕，它不仅减少了广场流血冲突的机率，还使部队有了人性的一面，更使广场一二千名学生免遭牢狱之灾或棍棒之苦。
它更是一次伟大的教育。
在任何时候，人与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国家机器，都是可以对话或谈判的，通过协商，化解现场危机，减少冲突，尊重生命的权益。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任何加码的冲突与流血，都毫无价值与意义。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当时在场的学生与市民，都应该感谢广场四君子的壮举，正是他们，化解了现场危机，避免了一场无谓的血腥之灾。在这样的局势下，讲坚持到底，讲誓死捍卫权力，面对的只是黑洞洞的枪口。
撤离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广场广播里不断地督促学生与市民迅速离开广场，为民主保留力量，保留种子，以图将来。这撤离过程中，我们走到了广场最北边，整个广场一片悲愤之中，许多学生在痛哭。
在广场自由女神像底座上（近二米高的样子），居然端坐着一位学生，他手拿一本书，在那儿静心看书呢，我喊，快下来走吧，已经失败了，没意义了，但他还是端坐不动，气静神闲的神态，永远难忘。这样的学生是深度沉迷于运动过程了，他不相信运动已失败，他坐在女神像底座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坚守，或者说，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吧，如果当时有像机，拍下来应该是一幅经典的艺术作品。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坦克将自由女神像推倒，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学生，他应该不会还坐在上面吧。广场东边是一座座帐篷，这些帐篷后来也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许多媒体报道，还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在帐篷里没有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我想数以百名不太可能，如果有学生在帐篷里面的话，我相信是极个别的，就像上面讲的坐在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学生一样，他要用生命坚守自己的信念，已完全置生死于度外了。更多的学生撤离了广场，我可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学生之一。
有这样几个情景我仍然记忆清晰。
其一是学生们还没有完全撤离广场，纪念碑前还有许多学生，但部队已开始尖刀一样占住至高点，我是先看到纪念碑上面响枪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冒出火花，再一细看，是军人占领了纪念碑上方，而当时广播似乎还在说话着。
学生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大通道公交车，整个将学生们的广播器械什物全部拉上车，运走了，这也是一个奇迹，因为车从那儿弄来，又会开到哪儿？不得而知。
其二是，坦克从天安门方向一字儿排开，向南开来，这是用坦克清场，还有大量军人同时参与，清场时帐篷里有没有学生，只有当时的军人们清楚了，我们当时只能站在外围，拼命呼喊，用火烧帐篷，为什么喊用火烧帐篷？只有这样才能让可能藏身帐篷里的学生呛出来，但愿里面没有一个学生或市民。
我站在广场东南出口处，这时所有外围的人们都在高喊，打倒法西斯，打倒法西斯。我也站在那儿喊了几句口号，但更多的人似乎在骂脏话，用国骂来恶骂戒严部队官兵，当时人们愤怒至极，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排解心中怒火。
广场外围应该还有成百上千的市民与学生，我发现坦克向我开来，就顺手奋力将身前的水泥墩搬过来，拦住坦克，但坦克并没有继续前进，只是到了广场边沿就停住了，他们在清理的或占领的，就是广场。
这时已近六点。天开始灰灰亮了。
5
我们开始返回。
绝望地返回。
当时作梦一般，没有任何痛感，甚至没有恐惧感。
到纪念堂边上，有一个学生大声叫痛，他可能吃坏了肚子，他痛苦得大叫，一些人过来帮助他，我们对从身边走过，他扶着墙在那儿喘息。
再往前走，就看到大量士兵坐在地上，整个纪念堂南边地上，一直到正阳门，全是士兵，每个人都抱着枪，戴着钢盔，灰头土脸的，他们可能一夜没睡，一些士兵被砸伤头部，脸上有血，或被包扎。我想可能是学生或市民愤怒之中丢石头砸伤的。他们只是原地待命，没有任何动作，因为北京的兵知道学生运动真相，所以，北京的兵没有被上级指挥部“使用”。北京的兵三面包围住了天安门广场，它们的作用可能只是威慑性的，他们的枪里甚至没有子弹，这可能也是对他们不信任，怕他们倒戈。
还有大量的学生在边上狂骂士兵是法西斯。
我们一路走过，我本想回头去找自行车，一位同学说，你不要命啦？还想找回自行车，做梦吧。
到正阳门，看见一个士兵在古城门里对着城墙“方便”，我大骂他是流氓，他尿完后冲着我就追过来，我飞跑离开了，好在他没有枪。这时应该是六点钟左右。
再步行，就到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看见一辆坦克车，就停在大会堂西门外，这是一辆被烧毁的坦克，坦克前面的炮居然是扭曲的，也许是撞墙上了，被烧毁，可能是市民自制的燃烧弹烧的。
这时，猛听见一阵骚动，一群士兵端着枪追一位市民，许多早起的北京老大爷老大妈就围过来，阻止士兵追击，可能是市民丢石头或谩骂军人了。他们追到胡同口就没追了。现在这一块都拆了，变成了国家大剧院。
我们沿着长安街南边向西走，希望穿过长安街，但很难，因为整个长安街似乎都被封锁了，过不去。到一位居民家门口，那位早起的大叔正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这时正好是六点半，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中国统一的节目，播音员字正腔圆，说，昨晚，人民解放军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但遭到歹徒们的攻击，我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局势被控制。
令人吐血的新闻，制造歹徒，制造动乱，制造新闻。
望了一眼长安街，仍然过不去，全是坦克与军人。
到北京音乐厅前，看见一辆货车快速驶过，上面装的却是受伤的学生或市民，急送到医院方向（可能是送宣武医院），长安街封锁线在这里开了一个口子，人们可以在这里南北通行。
我们走到街上，看到永远难忘的一幕，二三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过二十来岁的样子，应该是刚上大学的学生或高中生，躺在血泊中，脚上还踏着自行车踏板，也就是说，他们是骑着自行车在路边被枪杀的。他们的亲人可能是远方，他们的父母不知道儿子就这样死在长安街上，市民与学生围在边上，失声痛哭。
那夜的枪没有杀我，却杀了这样的无辜的同学，他们是代替我们这些幸存者而死的，那夜，总会有人倒在血泊之中，暴力方式解决和平问题，受伤害、被牺牲的，总是年轻无辜的学生与军人。
让孩子们在前线厮杀，老人们在深宫大院里等待着胜利的消息，脸上露出狰狞而慈祥的笑容。
几辆坦克停在长安街道中间，封锁住了街道，天空灰蒙蒙的，有点小雨。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到处都是战火烧过的痕迹，破败的废墟一样的感觉。
军人们严阵以待，他们端着枪，从坦克里面露出脑袋来。一位身穿校服的学生，也是二十来岁的样子，愤怒至极，拿着石头对着坦克就冲过去，被我们几个人一起拉回来了。坦克里的军人也很紧张，很快就放过来一颗瓦斯弹，闷闷的一声响，放在离我三米附近，黄色的烟慢慢弥漫开来，不是很迅速，我们离开了长安街，顺着中南海西侧街道，回走。
路边坐着疲惫的学生们，他们抱着头，他们甚至不想回到校园去。
胡同里出来几位北京大叔，对着我们学生喊，你们学生伟大，了不起，他们是法西斯。一位大爷拿出一把钱来塞给我们，我们没要。他们甚至告诉我们，前面倒地的自行车，全是警察的，是他们夜里骑过来戒严的，你们敲开骑回去吧，我们尝试取出几辆车想“借用”一下，但不可能，所有的自行车都用铁丝链一块了，我们不想废那个力气，还是走回去吧。
八九点钟，走回到学校恭王府，一路上许多人都不约而同的问，开枪了吗，是真子弹吗？许多不相信的人，就会涌到长安街上，一些愤怒至极的人，就会喊口号，扔石头，与军人发生剧烈冲突，所以，当天与后来几天里，士兵与市民学生的冲突并造成伤亡，原因都在这里，不相信士兵会开枪，士兵如果真的开枪了，人们更是义往无前，这样又造成更多的伤亡。
到了龙头井，看到恭王府的墙了，转弯处，几位院里朋友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纸，看见我们回来了，高兴极了，说，就差你们了，还好，我们院没有伤亡，昨晚外出的，都安全回来了。在我们名字上划上勾，不知这位仁兄是自己特别的关怀，还是领导安排的，一直没有问他，只是心里暖暖的，还有人在关怀着自己。
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些同学过来问，说了几句，然后，就是坐在床上，无泪哀嚎，一夜之间二重天，整个世界整个中国都在一夜之间改变。
天开始小雨绵绵，杜鹃在树上不停地叫着，人们说杜鹃啼血，以前没注意北京也有杜鹃，这个春夏之交，杜鹃叫起来，如此惊心动魄，伤人心扉，给我们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2009-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