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零八宪章》的目的与手段--兼谈"改良"与"革命"
一、人们对"宪章"的反应
《零八宪章》出台以来，人们的反应不一。这很正常。在各种各样的反应中，来自异议（或"反对派"）群体的意见和来自中共当局的回应，是较为引人关注的。"宪章"能否对异议群体进行有效的集结与整合、进而成为自由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宪章"能否对中共当局中的强硬派有所触动、对当局中的温和派有所推进，进而促使他们直面当代中国严峻而紧迫的政治转型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反应，正是对"宪章"之实践性、效用性的直接检验。
迄今为止，异议群体对"宪章"的反应大体上是正面的。在那些矢志追求自由与人权的人们中间，"宪章"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广泛的赞誉。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这些批评多数是中肯和善意的，并不构成对"宪章"所提出的六个"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19项"基本主张"的价值否定。所以，我们有理由确认，在内争不断、内耗激烈的异议运动内部，《零八宪章》已经局部实现了"融合左右、超越对抗"的实践效用。仅此一端，善莫大焉。
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中共当局并未对"宪章"作出具体的回应或"表态"。一向强词夺理的中共"笔杆子"们，似乎也没有"理论勇气"向《零八宪章》公开叫板，展开直接的、针对性的大批判。对此，我们或可理解为，"宪章"已经给中共出了一道大难题。毕竟，要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否定自由、排斥人权、反对民主、拒绝宪政，对中共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如乃祖毛氏那样，直接宣称"我们就是独裁"、"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当今之世，恐怕是再也说不出口的了。
当然，中共当局也绝没有宽以待之，或等闲视之。他们高调批驳"普世价值"，赌咒发誓"绝不改旗易帜"、"绝不搞多党选举、三权分立那一套"。而且，他们在第一时间拘捕了刘晓波，并对多达几百位的宪章签署人实施间断骚扰、持续监控。这就是当局对《零八宪章》的真实回应。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政治语言，以粗鲁野蛮的专政暴力，对"宪章"作出了无需置辩的、完全否定的回答：不，绝不！
如今，我们已经接收到了中共当局的回答：他们不打算接受《零八宪章》。岂止是不接受，就连有限的容忍、有条件的协商、局部的妥协与和解，似乎也都不在他们的既定选项之内。而我们也早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推动"宪章运动"的进程远比起草和签署"宪章"困难得多、艰巨得多。
二、两种主要的批评意见
异议群体内部对《零八宪章》的主要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宪章"比较软弱、不够"彻底"，试图走"改良主义"道路，妄图与专制成性、本性难改，且正在没落、行将崩溃的中共当局"妥协"、"和解"，而这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说，"宪章"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无视中共特权利益的客观存在，没有给掌权者们提供讨价还价的足够空间，没有向他们许诺接受新体制的有吸引力的对价补偿，而这是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注：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几位为"暴力革命"辩护的作者是第一种批评意见的代表，而萧瀚先生等人则持第二种批评意见。）
乍看起来，这两种批评意见是相互对立的。第一种批评的潜台词是：你们太把专制政府当回事了，它已病入膏肓，且不可救药，它只配被推翻，也只应被推翻，此祸国殃民之独裁体制，岂有"改良"的余地？而第二种批评的潜台词却是：你们太不把专制政府当回事了，它虽合法性破产，但统治仍然有效，且实力仍然强大，若不切身考虑它的利害得失与身家安危，不为它预留一条光彩体面的退路，"宪章"岂能上路成行？
但其实，这两种批评异说而同源。在实质上，这两种批评倒有相同之处：都将"宪章"的前途与命运，锁定在中共当局的主观意愿和利益取向之上--"宪章"能否见效，主要取决于中共当局，取决于是否符合它的"本性"、或能力、或利益、或安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种批评都显得有所偏狭、有所盲目。
诚然，《零八宪章》面向中共、面向现行专制政体。但是，又绝非仅仅面向中共与现行政体。唤醒公民社会、凝聚体制外共识，是"宪章"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使命。而归根到底，中国的未来也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共的"本性"、能力、意愿或利益，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推翻也好、和解也好，其现实性、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不是由中共单方就可以决定的。在更大的程度上，世情民情、时势人心，才是中国真正的、决定性的变革力量。至于中共愿不愿意、承不承认、接不接受，倒在其次。
三、"宪章"的目的与手段
《零八宪章》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所谓善意，是指对所有反对、否定"宪章"的人们，包括中共统治者抱有持久的、真诚的善意。"宪章"对于算老帐、挖祖坟、血债血偿、同态报复那样的"正义"毫无兴趣，对于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彻底解决"之类的乌托邦方案也毫不向往。所谓建设性，是指对现行政体没有偏见，更没有为反对而反对、为否定而否定的成见。相反，"宪章"认为，当代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包括现行政体的弊端与历史罪恶，都可以、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法治的、宪政的方式，予以和平、有序的妥善解决。杜光老指出，《零八宪章》是"和平的宣言、和解的宣言"，在我看来，他的理解完全正确。
"宪章"并没有提到所谓"改良"或"革命"。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零八宪章》只有"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而搁置了如何实践这些理念、贯彻这些主张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说，"宪章"只谈目的，不谈手段。其实，这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这意味着，实现"宪章"之目的的路径与手段并不是业经预定的，也不是注定唯一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实践中的人们拥有相机选择变革路径与变革手段的权利。
但是，《零八宪章》之不谈手段，却绝不能理解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宪章"之所以不谈手段，按我的理解，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诸多关于手段的纷争），二是认为手段乃是基于目的、服务于目的、且寓于目的之中。"宪章"之"理念"与"主张"本身，就是对"宪章"之手段的明确限定。比如说，追求自己的人权，其一切可选的手段，当以不侵害他人的人权为限（哪怕是"国贼"、"汉奸"、"反动派"的人权）；追求宪政民主，其一切可选的手段，就必须时时处处遵章守约、俯顺民意，而不可如国共两党的"革命先辈"那样，一遇阻力便动辄寻求暴力解决，或如文革小将那样，搞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那一套。
四、关于"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改良主义"一向名声不佳。因为毛伟人、鲁圣人们早就一锤定音：改良的实质就是"投降"、要害就是"保皇"；改良主义"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宜将剩勇追穷寇"、要"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要"痛打落水狗"。
有人认为，在中共政体下妄谈改良，不仅幼稚，而且荒谬。他们以辛辣的文学笔法告诫我们：当强奸犯正一手持刀、一手撕破你的裤子，你如何去改良他，让他放弃恶行、变成善人？野兽正在吃人，你有什么改良之法，让它变成温顺的家畜？（笔者认为，此类将专制政体拟人化或拟兽化的文学描述，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证明力。）
至于"革命"，则一直是个褒义词。但近些年来，"革命"也渐渐名声不佳。从上世纪之初起，中国人民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革命历程，至今，我们仍处于这场长程革命的历史氛围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还是国民革命，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连百分之一的革命理想也未及实现，却让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远远超出预期成百倍上千倍的惨痛代价。得益与损失之间如此失衡，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反思。在中国思想界，这场反思一直回溯到了作为中国革命母本的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诚然，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革命的理论家、还是革命的行动家，大都认为"革命"乃是对旧政权、旧制度、旧传统、旧秩序乃至"旧社会"、"旧文化"的根本性颠覆，"革命"所采取的几乎都是一些极端的、激烈的、非常规的、非宪政的、非程序的手段，其中，不排除对"顽固"的"反动势力"、"反革命分子"剥夺公权、没收财产，若对手仍"负隅顽抗"，也不排除成建制地消灭其生命，甚或"斩草除根"。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赞成改良，反对革命，尤其反对破坏性过大的所谓"暴力革命"。这不是因为我对中共政体仍然怀有温情、抱有"幻想"，而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始终怀有温情、抱有幻想。反对革命，这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下，若中共政权固步自封、不思长进，针对它的新革命并非没有可能，甚至完全有可能于不经意之间猝然爆发。这是两码事。
我们常常说中共体制很坏、很烂，说它不可救药，但这并不是说，中共的所有党员、所有干部、所有机构、所有党产、所有资源、所有支持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同样的坏、同样的烂、同样的不可救药。以此而论，政治改良的希望是始终存在的：不仅存在于被统治者、民间社会、"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中共体制内部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虐的组成成分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想改良，它就愿意改良；也不是说，它愿意改良，就一定能完成改良。改良主义有其脆弱性，在我看来，改良的可行性仅仅依据于以下这一事实：专制政体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无论它的"本性"是不是坏透了，也无论它的组织体系是不是烂透了，其实，它的存在与持续，并非由它自我决断，而是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因此，这我们逐渐撤除了与它的存续之间曾有过的丑陋关系，当中国的社会思潮、民情众意已经确立了基于普世价值的普遍共识，当我们的时代精神已经率先发生了领先于专制政体的改良性转变，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专制政体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不买帐的时候，我敢说，专制政体必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生存。到那时，它就不得不在社会压力之下被动改良。换言之，当我们的时代已经做好了抛弃它的准备，即使没有那一连串的暴力革命，专制政权也绝不可能顽抗到底。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所以，改良之路的成败，既取决于专制当局的自我改造，更取决于我们对专制政体持之以恒的监督、督促、批判和反抗。
2009-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