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从学术角度看《零八宪章》（下）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伪发明
与叶小文较技术化的表达不同，上引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的文章，虽然大有激愤之情绪，但它的提问给出了一个体制内政治思维窘迫情况的描述。该文厉声而言：“我们想告诉西方，如果有‘普世价值’，应该把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懂的‘民以食为天’、‘和谐共处’、‘和而不同’这些宝贵的理念列进去，并且放在前面。”如此表达等于是说 “普世价可能值存在”，也存在扩大内涵的可能。然而，为什么体制内理论思维一直有一个先天性的排斥西方观念的定势呢？有人或许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真正的谜底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哲学中发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为新的政治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定论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
马氏认为：中国、俄罗斯、印度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国家，其古典社会中形成的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基础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它在政治方面又为专制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人变成了政治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可能产生民主因素，它与希腊城邦国民阶级权力主张的习惯截然相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哲学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而且它也是中国今日本身自认“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思想根源。民族主义主张之所以被法定意识形态所认可，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向民族主义退守，端在于中国六十年来被“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所束缚。
这个迷信是伪民族主义的体制内合法性依据，它与“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的极端原教旨主义。也正是由于新的原教旨主义在体制内大行其道，才出现了如今左风盛行的政治生态，那些欺骗性偶像如雷锋又有了“复活”的机会。
七，我们的传统中有民主基因
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未能予以动摇。因此，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思想屠城”——围剿普世价值绝非不合逻辑，其内在道理正如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逻辑地放导致了六四事件的血腥后果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它所产生出的伪民族主义恰恰是反传统政治文化的，即将中国政治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予以摈弃。
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对面，简单挖掘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遗产，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化遗传里面含有大量的民主基因，简单列示即有惊人的收获：
（一）中国商周时期的城邦政治，不仅存在贵族体制内民主乃至采取武力方式实现体制内民主选举，而且《洪范》给出的政治决策模式是十分民主的，其程序中有贵族内部讨论，也有交付公众表决的宪法设计。
《洪范》是全球最早的宪法文本，远比它之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更具超越财产法的特征。
（二）中国古典宗教传统与经典记载包含着大量的民主因素，比如易学中涉及反对宗族内部民主而致力社会民主的主张。如同人卦警告决策者“同于宗，吝”，就是说你只在小集团内部寻求一致性，前途不会光明。递进而言，一定要突破决策咨询的身份界限。
以此比之于中共的“党内民主”，后者实在是远无前者有洞见力。所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产生的政治思维，是中国优良政治文化发扬的最大障碍。
（三）中国古典社会中，存在着顽强的经济自由主义内核，它是一切权力控制之外的最基本社会恢复动力。从《史记•货殖列传》对经济自由的肯定，到晚清洋务运动派生的实业救国思想，都说明支撑中国文明从政治灾难中恢复的原动力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
毛时代深重迷信“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享受它带来的益处，如工农业剪刀差对农业的剥夺而造就的工业积累，再如城乡人口身份的割裂。其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是对抗中国历史上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
简单概括以上所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必须以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前提。虽然说邓小平理论被传统的庙祭原则续补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但它的经济自由主义毕竟是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有本质区别的。这也是体制内开明派为什么以邓小平为宗庙新主，以捍卫改革为口号的原因所在。
中国积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于民间及体制内“主动异议”（我本身就是一个个案）的自我解冻效应，对社会思想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会记住这一点。从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2008年的宪章运动，近十年之积功，新的政治思维基本具备了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迷信的能量。
八，自由市场制度并没失败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中国反普世价值的势力提供了“有力证据”——既然自由市场制度不是最好的，那么建立在它之上的多党政治等民主制度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由此而推，中国例外于民主制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像《零八宪章》提出的“多党制加联邦国体”之类的政治主张也等于不攻自灭。用“中国模式”之经济效绩表达，伴以政治上的“北京共识”之全球攻势，目前已经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最有效话语。
中国正被全球反自由市场的理论力量所吹捧。比如，英国左翼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将以文化霸权的方式在以后约五十年的时间里统治世界。不幸的是，在雅克们吹捧起来的中国统治世界泡沫之内，中国社会内部的分配不公积累的内在张力，随时都会使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破灭。此非危言耸听，中共内部高强度的政治道德砥砺信号亦大有自我警策之意。此种分析在本文上篇已有所引述，此不赘复。
之于自由市场制度，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确实利用了它的优点，然而，归根结底，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简单地说，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作为微乎其微。中国试图努力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但以降低市场灵敏度为代价的选择则是极端危险的。但，这种危险是雅克们所不予关心的。
结语：政府何以内含于市场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以来，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而是被市场内化的，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又不得不接受市场信号的作用，以避免政府完全失灵。比如说，现在银行信贷刺激经济的投放量过大，不少银行主动缩减投放规模——至少不再对一线以外的城市建设进行信贷支持，业界称为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
银行业的“不合作运动”说明市场信息通过微观主体利益反应，作用于政府决策。这样一个逻辑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而不管所称的市场叫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还是叫权威资本主义，乃至于裙带资本主义。仍然回到普世价值涉及的经济利益方面去看问题，政治抵抗在更大程度上是经济抵抗。所以说，不管中国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如何坚持改革，他们还是没法在短时间内为市场的要素分配找到合理平台，国企的经济统治不会放松，新闻出版业也不会与民间“割江而治”。
实质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需要再启蒙——《零八宪章》做出了这方面的重大努力。
（2009年11月12日，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