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钟哲明教授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错误批判（上）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作者按 2009年11月14日，教育部网站挂出了钟哲明教授一篇极其令人醒目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钟教授应有关方面邀请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的一场攻击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专题报告。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秘书处在“编者按”中说：“钟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其中透彻的理论分析对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很多启示”。
由于事关“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问题，由于此文涉及“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是大非问题，本人冒着开罪于曾经的“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的风险，不得不将钟教授《报告》中的错误、混乱乃至于自相矛盾之处指出来，以免谬种流传、祸害于国人，祸害于钟教授本人的下一代以及更多人的下一代了。
上篇 关于普世价值的源流背景
什么是“普世价值”？
望文生义，“普”，普及、普遍；“世”，世界，世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及世界和人类的价值观念，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说是“普适价值”，普遍适用，这种价值是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只要是人类、是人，这种价值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食物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要吃，那么“食物”的价值对于全人类来说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衣服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离不开衣服，对于人类来说，衣服的价值便是一种普世价值。
把人要吃饭、要穿衣这种生活常识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否有一点“俗气”，甚至有些牵强附会的嫌疑？不，一点也不，普世的，就应该是生活的、常识的，只不过因为衣食住行问题太生活、太常识，反而为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所忽略。但“普世价值”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自古及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如著名的“摩西十诫”便是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与人类的立法，认为孝敬父母、不偷盗、不奸淫、不杀人、不诬陷等等便是选民们应该普遍遵守的法则。前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格拉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所有的人对于自然万物都具有“主权者”的地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高声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认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为公”便是孔子的普世价值观。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人类常识，如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人皆有之”的心灵法则便是一种普及人类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就是到今天也依然不失其意义，依然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辉！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王侯将相官僚贵族集团及其知识附庸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却硬是编撰了一些封建教条来进行愚民统治。他们宣扬什么“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国的董仲舒、朱熹之流还为王贵集团建构了一整套的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种执政集团与犬儒文人的联合表演，使得中世纪的黑暗绵延了漫漫数千年……！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部分人文精英首先开始了“人”的觉醒，人性、人道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及至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杰斐逊等人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颠覆了“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的思想桎梏，认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反人道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暴政——这种压迫和暴政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抑制这种压迫，为了消除这种暴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天才地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他们将过去统一于帝王一身的绝对权力分解成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相互平行又相互制约的部分，通过权力之间的“以恶制恶”来消解权力的危害性，从而保持国家权力更好地为人民多数服务。
而为了防止人对人的压迫（不管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还先后提出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及《人权修正案》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基本人权的神圣性。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1789年8月出台的法国《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从此时开始，自由与人权的旗帜便开始高高的飘扬在人类的上空。经过英美法等国近代革命运动，保护人民大多数利益的民主国家和民主政体相继建立，“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政治伦理作为全新的、政治性的“普世价值”开始为地球五大洲的人民所不断接受！
就在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变革风行欧美大陆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犹太人创立了另一套颠覆性的政治革命学说。他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弊病，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只是资产阶级和富人的专利，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逐渐过渡到人人解放、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动机上看，马克思当时是在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说话，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很快兴起了一个席卷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各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寻求马克思所指引的解放之路。但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的愿望，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渐次走上了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道路。
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资本主义最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及其“学生”斯大林们承继了马克思所十分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所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颠覆了英美民主制度，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乃至于斯大林式的独裁——在经济上依靠国家机器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集体化和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
列宁们的“成功”冒险使奉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经过28年的奋斗，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开嗓子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
苏联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成功，使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恩列斯被当作救世主供奉于各国共产党的神龛上。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后，毛泽东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整套的打击异己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政策，在经济上模仿苏联“老大哥”，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纯洁”社会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四清、及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到毛泽东死亡的时候，中国贫穷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崛起，他看到了将马恩列斯毛当作神灵敬拜的危险性，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普世价值”和普遍真理的危害性，他开始大力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经济而又不失面子，他巧妙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邓小平为中国开辟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发端于近代自由贸易制度，先进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经济走向了繁荣，中国也借助市场体制迅速提示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应该说这是邓对于中国的一个功劳。
但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是有选择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而对于马列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死死咬住不放。当他搞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给新修订的中国宪法强行塞入了十分可怕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小平一概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传统，主持了凄美无比的八十年代。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温元凯、刘再复等学界精英引导中国青年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民主、争人权、呼唤普世价值的抗议活动。这种呼唤和抗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当人们要求“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下台的时候，邓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数十万大军搬着机枪坦克开进了北京——美丽的八十年代终于淹没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中……！！！
此后数年，在政治高压下，中国陷入到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闷罐车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批判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异议人士持续遭到打压，“红太阳”现象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伪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张牙舞爪、恣意喧嚣。与此同时，在“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国企改革盛宴中，金钱与权力互为联姻，到世纪之交，一个新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逐渐成型。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官场的普遍腐败、下岗工人的日益增多、农民负担的连年加重，两极分化的持续拉大……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大合唱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投下了深深的阴影——怎么办？这是摆在世纪之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
但是，具有传统“士人”情怀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为“六四”的枪声和鲜血所吓倒，在他们挣脱九十年代初的黑暗和沉闷后，逆寒流而动，奔道义而行，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宣传民主宪政。刘军宁、秦晖、张祖桦、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贺卫方乃至于余杰、韩寒等文化精英堪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杜鹃啼血般的呼唤和呐喊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加入到寻求民主、人权、寻求普世价值的行列中——2008年12月9日，《零八宪章》的成功面世并在较短时间吸引万余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便是“普世”力量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通过前述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源流所进行的归纳和梳理，我认为在涉及国家政权的核心政治伦理上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三次“颠覆”——
第一次颠覆是17、18世纪的政治伦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封建政治伦理的颠覆。它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理论（“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颠覆为少数对多数的服从，同时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同样的保护。这一次伟大的哥白尼式革命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上提供了无限光明的方向。
第二次颠覆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文未加涉及）对近代自由主义的颠覆，其主要内容是将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近代民主制度转变为少数寡头及其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第二次颠覆使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第三次颠覆则是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非常失败的国家来说，由于各国人民的反抗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使得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部完成了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向民主自由体制的转变，顺利地实现了从共产主义政治伦理向近代普世价值伦理的回归，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事情。
而在这第三次颠覆中，中国成了一只“跛腿鸭”，由于执政集团的自私自利性，它毫无顾忌的选择了经济市场化、政治寡头化的前进模式。权贵集团以所谓的“国情特殊”为挡箭牌，在政治伦理上依然顽固地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顽固的敌视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御用学者钟哲明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