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亶文：在战胜恐惧中战胜专制

蒋亶文：在战胜恐惧中战胜专制——为《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而作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

人活着，除了因自律所产生的种种敬畏，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恐惧，但这一点对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来说，却一向都是奢望和梦想。而事实上专制统治的有效性，恰恰也正是建立在了人们对它的恐惧之上，很多时候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屈服，大多源于自己内心恐惧心理的驱使。

对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来说，这样的恐惧也同样是深植于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的全部都是恐惧，在今天回望八十年代，记忆的光可以照亮的词语还包括阅读、写作、旅行和爱情，这些词语和蕴含在这些词语中的往事，又大多和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愿望有着直接的关联。

是的，理想主义，在我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物质极度贫乏、理想主义热情却能肆意张扬的年代。那时候的我，是用写作承载了对个人境遇、社会生活乃至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向往和野心，并且妄图用自己的写作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于是，在留存至今的映像中，我看到八十年代的自己虽然懵懂无知，但满怀热情，坚定地认为社会的变革总是会越来越朝向好的方面实现。同时，我也知道和我一样，还有很多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也都在那个年代渴望着变革，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冲动层出不穷。那时候人们都热衷于在很多事物和现象前冠以一个“新”字，新时期、新启蒙、新思维、新潮流、新现象等等，似乎一切都可以改变了重来。所以，我一直说八十年代原本是一个进的年代。进，显然是一种向前的姿势。八十年代还有一个被经常用到的词语是“先锋”。先锋小说、先锋诗歌、先锋戏剧、先锋绘画，这些在文学艺术领域纷繁的表达，其实也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了时代风气，人们不甘于被旧的习惯、旧的制度所束缚。但是，这种进在这个年代的最后一刻却遭到了粗暴的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用血腥的方式彻底颠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盛宴，也彻底结束了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有权介入政治变革的美梦。

一个国家的无耻和可怕，莫过于敢堂而皇之地进行屠杀，政权的暴行以一种最极致的方式施虐，独裁者用武力践踏了理想、尊严甚至生命。没有比生命都可能被肆意剥夺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了，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中国，由国家暴力维系的诸多禁区让人幻灭，以致绝望，即使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不能掩盖人权的普遍缺失和制度的恶劣弊端。然而，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去触及这个话题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引领风气、并且给我过启蒙的一些人，要么在逃离中流亡，要么因换取了既得利益而沉默，要么被迫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至于我自己，也在退却中重寻自己的生活，写作再不是理想的寄托，而仅仅视之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作为职业，自然是可以被更换的，我也就很快放弃了写作。

二

2006年，在北京，在刘晓波家里，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八十年代的人和事。

这是一个夏末秋初的下午，阳光很淡，屋里有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的风。还有，很多书，墙上和桌上则摆着他妻子拍的照片。我们提到了一些共同相熟的朋友，其中不少人今天仍然活跃在主流话语圈内，而相形之下，若以当年的才情、建树和名声来说，刘晓波似乎比他们落寞了许多。

对那些关注过或者经历过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人来说，在他们的八十年代记忆中，刘晓波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记得那时候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只有一个人买到了登有那篇反思新时期文学的演讲稿的《深圳青年报》，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刘晓波的这篇文章，我的朋友就把报纸复印了好几份，我也把这份复印件留了很长时间。迄今回想起来，刘晓波当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为我形成自己的写作观念、审美趣味，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后，以“文坛黑马”闻名的刘晓波，又成了著名的“六四黑手”， 再接着他就被我们这个国家所封杀。好在新的资讯手段使这种封杀在技术上并不完全有效，借助互联网的管道，刘晓波的文章再度成为我和我周围一些朋友阅读的焦点。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刘晓波比以前温和了，他的文章既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批判的锐气和深度，又越来越多的富有建设性，同时还有一个更明显、并且也是更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学评论家的刘晓波转向公共领域发言，而这个变化的意义则在于，当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纷纷投靠以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或者跻身以现代学院体制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的时候，刘晓波关注的则是民间的公共领域，他发出的声音不仅依托于学识，更来自于良知和勇气。

良知和勇气，这无疑是一组闪耀着人性光华的词语，但在这两个词语里也会暗示着需要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当中国政府以解决多少人的温饱问题作为其最大的人权成就向全世界炫耀的时候，刘晓波们的人权则是对这种炫耀的最辛辣的嘲讽与解构。吃饭穿衣，关系人权，但人权不只关系穿衣吃饭，如此简单的逻辑在中国却一直被党国的官员们刻意地加以回避和抹煞。极权统治所奴役的对象，只能是只需要温饱的躯壳而不能有会思想的灵魂，由于在这一点上统治者从来都不能如愿，所以他们就只有通过制造更多的恐惧，来试图压制任何渴望独立与自由的念头。

是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在中国都可能是犯罪，也都可以成为罪行。这种厄运，降临到过很多人的身上，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刘晓波。

三

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无时不在的威胁，这是刘晓波、又不止是刘晓波一个人的生活常态。

江棋生，一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美食和多项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因为“六四”和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而屡屡遭到当局迫害。仅我认识他以来的十年里，他就有四年身系牢狱，但在拥有自由的任何时候，他都始终保持着快乐的心态，积极地享受生活。最近，我和他同游杭州，听他在饭桌上和一位家人正在服刑的朋友聊起监狱，提到囚禁之苦时语气很淡然，而把一些可能只存在于短暂瞬间的乐趣描述得绘声绘色。

是没有人会乐意坐牢的，但对刘晓波和江棋生、以及许多和他们持有相同信念与追求的人来说，这却可能是生命中难以回避而又必须承担的一段经历。坦然的面对和坚毅的承受这种命运，显然是一种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选择。刘霞，八十年代的诗人，刘晓波的妻子，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警察抓走后，说她对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确实，追求自由就会失去自由，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是被反复证明了无数次的。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为了保住仅有的一点自由，又怎么敢冒失去全部自由的风险呢？坦率地说，我就深深地恐惧这种失去。

恐惧，垒起了自由的边界，像一堵墙，冰冷，强硬，尖利。它隐于内心，对任何企图逾越边界的不安分的冲动起到抑制和威慑的作用，让人退缩，以及躲避和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地远离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只保留阅读的习惯而不再愿意去写一些什么，这与其说是想象力的枯萎，不如说是对各种潜在威胁的过度警觉。在中国生活，需要高度的警惕，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是迫使自己沉默，否则距离最近的地方就会是监狱。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朋友们给出的教训。

自由是一种自我实践，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放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自由就是在享受生活本身，而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追求自由就是要承担一种责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是在把放弃的重又承担起来。于是，警察来了：

“你签了？”
“我签了”。

类似的场景和问答，据我所知在2009年的头两个月里、在很多城市的很多茶馆里，发生并被演绎开来。“喝茶”、确切地说是“被喝茶”，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别具含义的词语和动作。而这样一个貌似平和的场景，并不能缓解进和退的对峙。对于民间寻求正义的正当实现，官方非但拒绝正面响应，还在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对宪章的传播加以扼杀的同时，通过其所掌控的传媒上的绝对优势，反复强调现行体制的不可动摇，这等于再一次扑灭了民间渴望变革的热情。更有甚者，对刘晓波的关押及逮捕，对几乎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的盘问与威胁， 都显示了当局又在制造一场新的恐惧，即使这一次是用一杯茶替代了枪或者镣铐。

恐惧，依然是恐惧。这几乎成了专制者最有效的武器。但是，这种有效性的实现是必须建立在受压者的屈服之上的，如果没有人恐惧，恐惧本身就只能消亡。这是一场已经摆开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