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零八宪章》运动何以可能：从政改转向民生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刘自立的大作“改革已死，期宪也亡”，提出《零八宪章》运动中一直被悬空，没有被思考的前提是：《零八宪章》运动如果可能，必须在统治者遵守宪法法律或者有足够力量可以迫使统治者遵守宪法法律之前提下，依循宪法在先，运动于后逻辑原则，或者如刘自立说社会和政府之间互动可能性的存在。刘自立以英国宪章运动来对比，跟让人感到《零八宪章》运动，是不是空中楼阁。刘自立以1906年清朝预宪失败之后的护路运动，说明有足够力量可以迫使统治者遵守宪法法律，对比我们当下之边缘状态，让人感到《零八宪章》运动，是不是嘴皮运动。
刘自立一直在传播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是回答李慎之的“天问”，刚性体制不可能变革。对于刘自立而言，不相信通过改革或者改良，可以让专政溶化为宪政。仅此这种信念的坚持，到了今天，过去很有信心的时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山包，如今看起来是巍峨大山。其实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关心中国出路的人，其内心发生了变幻。刘自立端坐于此山之上。
12月8日我应邀在美国之音时事访谈节目作嘉宾谈法治。节目很大程度围绕着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博士展开。我被听众指责说不敢讲话。我说我讲话从来还没有我不敢的。我对改革三十年的法制，做出这样一种分别，区分政治的和去政治的。
就专政而言，法律还是作为刀把子，例如对刘晓波博士，这里你对他说要讲法律没用，不是你讲、你批评就能变好的。专政的铁锤一点生锈都不会，所以我们要改变批判它没有法律的怨言和牢骚一贯做法。怨言和牢骚无济于任何事情。
就民生和经济法律而言，因为属于专政可以退让的领域，确实有长足的进步，就我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和法律经验而言，这里如黄河水，泥土一半河水一半。你不能说没有法律，但你不能有法制或者法治。
我还说，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总是有人说中国法律太多了，也有人说中国法律太少了，实际上是可以约束权力的行政法太少，能增加寻租机会的经济社会法规太多。路透社的储百亮曾问我说，西方有人说中国人权有进步，有人说丝毫没有进步，我回答说，如果从经济民生来看，确实有些进步，但是从政治自由的角度来看，当然没有进步。
当如此区分的时候，我就《零八宪章》运动可以回答刘自立的质疑，如果我们放弃《零八宪章》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民间压力，公车上书的定位，放弃念兹在兹的政改诉求，而把主要精力和能量放在经济民生社会诉求上面，曲径通幽，“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那么就可能如同晚清护路运动，可以凝聚全民的政治共识，壮大自己有足够力量可以迫使统治者遵守宪法法律。
法国一个左派学者说，只要可以罢工，罢工自由没必要写入宪法。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它才能实现。否则都是白纸一张。在民生和经济法律而言，有了一定的维权空间，这是后极权时代政治控制的软肋和力所不能及的空档。
一切已经被囊括入1949年政治秩序的革命抗争手段，我们的政治对手应用得比我们纯熟无比。而我们学到的，就是其中他们愿意把我们教傻的部分。可是说我们的对手，是历史上最政治成熟的老师，而我们是最傻的学生。不仅如此，我们被压制在最边缘的阴暗角落，距离政治很远，甚至是前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以海外内民主运动为例，都被压制在自身生命延续这个必需性之上，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存作为抗争手段，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级的领域。同样新闻媒体也是一样，也被控制在政治问题的最低级领域。
如此造成，被压迫自我保存的，政治犯或者维权律师的人权，就是全部人民的人权。捍卫人权仅仅是捍卫政治犯或者维权律师的人权。三十年的人权捍卫，完全属于被动的，而且仅仅是个人的，而不是整体的。被局限在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个体身上，没有政治性和国家意志的特征，只有他们小群体中自己自娱自乐出来的公共性。从整体上说，被死死压迫到非常被动的局面，并且对此毫无反省，还沾沾自喜自我称义，丝毫不去想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脱先一子”，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民众为中心，进行防守反击。
在写作《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的时候，我选择的维权人物，没有一个是为个人、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为政治犯的人权，而只选择群体性被侵权案件中的人物。从自己或者单个人出发的维权，几乎不构成宪章运动。
我们不能因为以自己的生存作为抗争，成为海内外媒体的新闻事件，就沾沾自喜，新闻媒体上对敏感话题的突破，就沾沾自喜。这些都是原地踏步，一百年之后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成就并不是和过去的失败、空白对比出来，而是与将来的成功和辉煌联系在一起，用距离还有多远来评估我们当下的成就。新闻言论自由为先锋路径，就是老对比过去的失败、空白，从而把自己大吹特吹，从而压根是一次又一次的吹牛。
什么讲真话，启蒙，包括维权运动，都存在一个稀缺性环境中的放大效应。也就是掌声大，效果小，雷声大，雨点小，影响大，动静小。虽然可以看到一种渴望，对正义的渴望，对真理的渴望，但是这种力量并不是政治成熟的力量，所以这样的形态下，民间和抵抗，尚未形成一个政治性的政治力量，而是一个撒娇和假摔的表演，不具有防守反击的政治势力。每一个抵抗民间人士，都是演员。
新闻自由只能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与高度，远远超新闻自由诉求，并不是新闻自由可以承载。新闻自由有一种去政治化的性质，将革命与政治运动消解为言谈和协商（当然这里有一种美国解决方案，内在于渴望中）。过分追求新闻自由的人，就被有把专政的残酷性内化自己的意识中，每一次的镇压都是一次感冒的，很容易好的，再严酷一点，也就是皮外伤而已。连89那样的镇压，都当作皮外伤。新闻自由的人，必然把专政软化，看成可以改良的，可以变好的。主张言论自由的路径，有着自己看不见的红屁股，就是对专制的暗中臣服。
关键不在于通过言论自由市场或者传媒，来塑造形成避免革命的共识。关键在于如何避免如此，而不是发出一种道德指令，让内心免于激进。绝大部分人都赞同保守，革命也未必不会爆发。不是道德立场，就可以解决问题，重要的是政治技艺以及，政治技艺可以改变现有政治结构。不能改变的话，也是扯淡。
要保守，先吃饱。到了今天，是底层民众的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的政治问题。我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目前最首要的是民生。没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权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台湾的转型和苏联的之所以可以顺利转型，在于没有民生问题的拖累。
新闻自由主导的政改转型，是看不到的这一点作为前提条件，有多么重要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天鹅绒革命，就没有和平转型。他们光是妄想，而丝毫不考虑和平转型的物质条件，甚至为了和平转型的妄想，而严重破坏物质条件的准备。
生存权却是首要的，这一点没错，不能因为这个原则被当局用来转移、阻挡对自由的渴望，就否定这个原则。
放弃政改诉求，顺应民生的好处是：第一，大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去冲突化，不让民生与自由冲突，不让民众与自由主义者冲突，缓解政治紧张。也就是凸现出来：民主运动对民众的关怀，为了人民服务。第二，拉动民生倾向，可以激化内部的权贵派与民生派的矛盾，增加变数，大树下好乘凉，可以打开政治空间，才有机会乘机夺了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