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百年中国宪政运动的再次启程
 
  黎建军  
 

 一百年来,上天给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两次走进宪政民主社会的机会:一次是始于十九世纪后期止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为标志,以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国会选举为高潮的民初宪政运动。一次即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极权主义的象征毛泽东的死亡开始,以《零八宪章》发布为标志,正在日益融合,集结的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宪政民主运动。
  清末开始的宪政运动并非历史的偶然。1840年,西方文明用坚船利炮的激烈方式打开了中国儒家文化愚昧而自闭的大门。而从儒梦中醒来的也恰恰是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儒。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再到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这些留着辫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试图效法古人的方式从器物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而拒绝在政治结构上改变国家制度。这样的学习显然是东施效西施,结果不言而喻。到了十九世纪末,内外交困的局面终于摧毁了中国大儒们贴在脸上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康有为第一次对中国二千年的王权至尊地位发起了挑战,同时他也对中国儒家学说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否定。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只进行了一百天,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百年宪政运动的大幕。7年后,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10年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1年后,各省的临时议会——谘议局成立,13年后,腐朽的帝制灭亡,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14年后,中华民国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了参、众议员的全国选举,民国正式国会得以建立。
  一百年前的那场宪政运动让中国人学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退让与妥协。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派和以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官僚派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历史大业面前,做出了惊人的退让与妥协: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在推行君主立宪的努力未果的情况下退而求只要是施行宪政,没有君主何尝不可。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派只要达到推翻清王朝,建立宪政民主国家的目的,旧官僚做新总统又有何妨。而袁世凯为了登上中华民国总统大位,欣然接受革命派和立宪派开出的条件:先废除清帝,再钻进革命派和立宪派为他量身定做的法治笼子。
  2008年《零八宪章》的横空出世也并非历史偶然。1976年,中国极权主义的象征毛泽东的死亡其实已经预示着这一依靠众多历史偶然因素凑成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必然崩溃。1978年邓小平为争夺最高权力发动的宫廷政变成功,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百年宪政运动获得的第二次机会的开始。邓小平的政变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但邓却没有能力和时间来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崇拜。对极权主义而言,图腾崇拜的崩溃是灾难性的,缺乏实力的邓小平只好与同他一起发动政变的其它政客坐地分赃,从此把毛泽东依靠个人强力建立的超乎宗教般的精神信仰集团逐渐打造成了一个依靠利益维系的特权集团。对打上了鲜明的毛泽东烙印的中国式极权主义政权而言,这是根本性的转变,更是致命的转变。
  自1979年至2009年这短短的30年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特权集团的逐渐形成和它对国家、民众利益越来越具杀伤力的危害。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民众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特权集团对自身生存和发展带来的致命威胁,并由此产生了绵延不绝的自发反抗。我们把这30年以10年为一界线,可以清晰的看到特权集团和中国民众两者之间利益斗争不断升级的轨迹。
  1979年至1989年,随着顶在中国人头上的信仰光环的逐渐暗淡,中国人以往挂在嘴边的伟大理想突然消失,前进的目标也突然没有了。而这时,中国的特权集团开始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用自身拥有的权力积聚财富,官倒和走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他们的疯狂导致了民众的愤怒。1989年春天,最先由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发出的怒吼,很快遍及全国。客观地说,8964只是中国民众对邓氏印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失望而不是绝望。但8964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后果就是中国社会开始分裂为两大阵营,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续沉沦,最后成为特权集团的中坚;另一部分人则挺起了自己的脊梁,自愿承担起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带给个人的苦难,时至今日,刘晓波已成为其中杰出的代表。
  1990年至1999年,在这个10年里,苏俄极权主义体制的轰然倒塌并没有阻止住中国特权集团侵吞国家财富的步伐。而经过20年赤裸裸的掠夺,中国特权集团也完成了国家财富由政党集团控制向特权集团个人控制的利益大转移。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这时的主要表现形式。1998年至1999年进行的组党运动,是中国民众中的清醒分子第一次以集团方式对特权集团说不。
  2000年至今的10年,中国社会则呈现出剧烈的官民对抗局面。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经过20多年所谓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有部分民众得到了一定的实惠,积累了一定财富。二是经过20多年的利益转移,特权集团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势力范围。国家财富除了土地外已全部转移到特权集团个人手中。而追逐最大利益是这一集团每一分子的本性所为,因此,最后的疯狂开始了。土地向个人转移带来了两大风险:一是土地附属物的所有者的利益会遭受掠夺式的伤害,二是特权集团个人势力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特权集团整体势力的不断削弱。
  近10年来,中国各地以抗拒暴力拆迁为主体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正是特权集团最后疯狂的具体表现。他们在把手伸向国有土地的同时,自然侵害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它的示范效应已导致官民在所有领域里的激烈对抗。
 《零八宪章》的出现,在于想及时的给官方和民众提供一条相互妥协,相互退让的合理途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以此杜绝冲突的发生,达成社会和解。宪政民主无疑将是中国的最终归宿。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也绝不会成为中国民众生活中的奢侈品。
   我们应当看到,民众个人自发维权的时代已渐近尾声,而大规模自觉争取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民众权利运动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的10年也即2010年至2019年将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个人以为,这10年里中国特权集团将会出现这样的特征: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膨胀,各自利益势力范围的确立,中国特权集团会最终分裂成若干势力集团。这些势力集团为了追逐最大的利益,势必出现火拼的场面。因此,以后的10年,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特权集团内部自相残杀的血腥景象。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的民主力量却会呈现出不断融合、集结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基于前30年经验教训总结上的一种必然。而在这10年间,中国一个或多个能代表民众利益,体现民众呼声,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政治势力也必将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因此,《零八宪章》的未来使命必将是加快中国民主力量的集结速度,促进民主力量的整合趋势。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发动最广泛的民众为捍卫和实现自身的权利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走向街头,发起持久不衰的街头政治运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零八宪章》必将成为一纸空文,最终为其它政治力量所取代。
   与一百年前的宪政运动相比,我们已具备了所有应该具备的国内条件。同时导致梁启超、宋教仁们践行的宪政运动最终失败的国际因素也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灰飞烟灭。苏俄极权主义政权早已崩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已成为过去。最为重要的是,当年340万国军将士为国捐躯,换来了中国在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大国地位,这足以保证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能象美国独立战争后一样,免于外来势力的侵入,而宪政民主制度就能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2009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