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简论政治反对派的意义——兼与于建嵘先生商榷（三）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七）
很明显，独立的政治反对力量并不是党的核心领导阶层特意培养的产物，亦非来自由于党内权力斗争遭到排挤的失势官僚（在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体制。），无疑，作为反对现行体制一股现实的政治势力，无论官方及其操纵的舆论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将他们与整个社会人为地隔离开来，刻意压制、诋毁、妖魔化他们，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已经稳稳地扎根在这个社会的肌体之中，并受到人们的尊重。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政治反对派成员并非天生就想到要致力于“政治”这项极其麻烦的事业，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权力完全受到垄断与操纵的极权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想要在政治上真正有一番作为，最明智、便利的选择是打一开始就想方设法进入这个体制，并紧紧依附于它，在其中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才干，比起像唐-诘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挑战这只巨大的权力怪兽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显然，我们这里的政治反对派成员与民主社会（那里不存在类似这样的问题。）或者威权体制（在那里，至少还存在些许自由竞争的机会。）下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产生于这样一些领域：极权秩序企图全面压制、异化人性与人性的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冲突，那些性格坚强的、执着的人类成员们主动承担起自身责任，保持一种自我忠诚的态度，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现行体制的反抗者，说到底，这是基本的存在论的需要。虽然，今天的政治反对派成员内部思想五花八门，但最初的动机一定是建立在那个地方，而不是首先就着眼于“政治”这个行当，他们的存在更不是由于在现实中与某个政治派系发生权力冲突所导致，像官方大肆渲染或者私下里想的那样。
正因为如此，注定了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最初的精神策源地并非来自体制内部开明官员的思想遗风（它们并非不值得令人称道），也不是那些系统的、成熟的、先进的民主理论，更不是官方特意培养、姑息、纵容的结果，它产生于与这个社会情境完全不一样的维度和领域，源自这样一些偶然的历史场合：某一个人，或许极少数人，在一个全面恐怖、普遍顺从的年代里，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官方立场的角度进行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受到官方的迫害，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事迹慢慢在这个社会流传，得以让人们知道并产生某些奇特的心理共鸣，或许，这种心理共鸣并非来自政治上的认同（那里十分危险），更像是来自于道德或者人伦层面一些朦胧的东西，比如：基于人类对普遍正义的渴求。
作为一种存在的意义，“他们”的精神照亮了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今天，“他们”建立在这样一些人的事迹之上：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还有被这个制度掩盖在历史洪流之下的许多藉藉无名的人们，“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留下真正深刻的思想和文字（顾准除外），便被夺去了生命的权利，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民族最优秀的那部分品质：纯洁善良、自我忠诚、崇尚自由、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不惧强权，是这个民族的元气和血脉得以苟存并延续下去的真正希望之所在，涓涓的细流正是汇聚今天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这条江河最初的精神源头。
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林昭那些耳熟能详的朴素句子：“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八）
无疑，《零八宪章》运动是中国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被这台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终于感觉到了有点松动的迹象，他们纷纷站出来，签名、留言、出谋划策，广泛地参与其中，像一些积极的公民一样努力地行动起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也许，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我们对1989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意味着一场民主运动的失败，更在于一个来自更高层面的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刻断裂，一些值得保守的美好东西被彻底地掐灭，由此造成的精神危机很难估算需要在未来花多长时间才能弥补过来。
无疑地，在此之前，人们并非就能够昂首挺胸，挺直腰肝做人，社会同样晦涩、阴暗、压抑，乌云密布，但毕竟这个体制与人性之间的冲突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可供人艰难地呼吸，正是它的存在，给人以希望，使得人们对生活抱有一份同情心，是人们得以忍受和怀念的原因。此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焦灼、冷漠、悬崖峭壁、让人绝望的窒息感成为描述人们日常生活的流行词汇，正因为如此，《零八宪章》出来以后，尽管官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人们知道它的存在，然而，还是有数以万计的人们破除恐惧，主动卷入进来，他们当中，除了那些长期以来反对现行制度的传统政治反对派成员以外，更多的参与者来自那些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他们有的是作家、艺术家、律师、工程师，有的是专业人士，比如艾滋病、教育、环保等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还有工人、农民、学生，等等，他们或许有着不一样的生活背景和人生际遇，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渴望过一种尊严体面的生活，自由表达而不受逮捕，正常的社会交往，受到宪法法律的真正保护，在尊重他人的同时受到他人尊重——建立在人性价值基础上的认同，将自身的责任主动地承担起来，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个角度上讲，《零八宪章》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必定会生长出来的东西。
绝大多数宪章成员们从决定参与的那一刻起，甚至没有想过这样做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变化，然而事实上，事情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至少，在这片铁板一块的荒漠之地，一个来自于地下的、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已悄然形成，从它的底部一夜之间冒出来，今天，它甚至获得了某种奇特地、难以言状的合法性，在一个贫瘠干燥的、不容任何异见藏身之地，在此之前，这是不可以去想象的，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它给予人们无尽遐想的探索空间，重新点燃人们内心渴望改变的希望之灯。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预测到这场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会产生多大影响和多么深刻的意义，将给整个社会最终带来怎样的改变，如同在一个死水一潭的官僚机构里面，一个真正的人的出现对那群麻朩的、普遍顺从的奴隶们的心理形成多大的冲击力，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桀傲不逊的行动者的始终存在会对奴隶主的淫威形成多大的震慑力一样，也许，正如官方内部流传的那样：“这是一份‘颜色革命’的纲领”，也许，远远不止这些刻板的、定式化的、流于表面的文字游戏。
（九）
当海内外政治反对派与知识份子们分化成“暴力革命”和“颜色革命”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并为此争辩不休时，与一位来自体制内的改良派学者坐下来探讨“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存在的意义”这样的命题，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是什么原因促使我投入到这场无意义的是非争论当中，写下这些陈腐、过时和多余的文字？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政治反对派辩护并不能由此证明我们中间不存在任何问题，相反，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派得不到信任，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建设好自己，那么，就不要指望任何人可以拯救我们。
毫无疑问，在你们身上，表现出许多极为珍贵的品质：正直、勇敢、无所畏惧、保持对国家民族和自身的忠诚。但是，你们的身上，同样存在着足以致命的危险：你们的对手对你们了若指掌，而你们对他们的情况却始终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有宏观的、辽阔的、长远的政治战略，却拿不出一份像样的短期的行动预案；你们很容易便陶醉在过去创造的辉煌之中，产生骄傲的自满情绪，由此影响你们对未来前途的判断，等等，如何去克服这些弱点，将决定你们最终能走多远。
显然，这仍然不是你们得不到信任的全部原因，民间独立的政治反对运动确实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地普遍作用于每一个人身上，不仅使他们得不到你的信任，甚至是你无法信任你自身的原因之所在。
首先，你十分清醒的意识到，你手中没有枪、没有战略轰炸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也没有掌握它们的实际权力，个人在这些家伙的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无力的，它们可以随时摧毁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而你的手中，最多，能掌握一份没有安全保障的写作权与一种自我忠诚的姿态（如果它们还没有彻底进行自我审查的话。），因此，现实不得不促使你更加谨慎地运用这份权利，去善待它们，使你尽量地避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可能伤害。
其次，你还意识到，你非常厌恶那些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共产党官僚。在你的眼里，他们是虚伪、腐败、堕落、野蛮粗鄙和不负责任的象征。但是，你同样地意识到，他们存在于你周围的任何地方，你不得不和他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你无处可逃。
你还知道，这并不是你暂时的一种策略、韬光养晦和实用主义态度，因为，即便事情发生了改变，你也不可能将他们送进集中营或古拉格，或者干脆驱逐出境，让他们在你面前消失，否则，你就变得与他们没什么分别。
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你的生活之中充斥着不公正甚至是邪恶的社会现实，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它们将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判断，因为从事政治写作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必须以客观的推理、理性分析作为其基础，你不能让偏见、仇恨、愤怒蒙蔽你的双眼。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切身立场和现实想法，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乐观主义者，在这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在这绝望到令人窒息的日子里，在这黎明到来之前的漫漫长夜里，是什么东西在支撑我，让我对生活保持一份宁静和信心？如果有，我想那有可能是这些符合人性的价值对于每一个人的诱惑：“自由”、“平等”、“尊严”、“尊重人权”，并为此努力祛除那种“叶公式”的无谓恐惧。
2010年5月13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