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签署人吴祚来：六四幸存者致当年总理的公开信
20年了，我想告诉您什么呢，当年的“共和国”总理，我只想说，总理先生，当年你没有爱我们，你对我们这些学生娃们，没有一颗爱心。现在我给您写信，我将您看成一位不明真相的领导人，因为不明真相，所以您当时的行为，造成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国家灾难。
是的，六四不是一场风波，而是一场因政治风波而致的国家大灾难，既然是一场国家灾难，我们就应该勇敢地面对，我们面对灾难，反思灾难，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避免灾难再现，只有通过灾难真相，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通过制度建设，使我们国家民族与人民，获得和解与新的未来。
因为你在红墙里呆得太久了，你的心灵被一些教义与框框约束，也被一些汇报材料蒙蔽，还可能被一些充满语言暴力的口号激怒，在六四过程中，你的错误是，没有将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看成自己衣食父母的孩子们，而将这些孩子看成敌对势力。
是的，孩子们有错，但孩子们的错，永远是孩子式的错，他们将政治当成过家家，他们将自己家里的广场弄得乱糟糟的，但这样的大广场，本来就是孩子们玩的地方，而在你这样的领导人心中，广场只是政治领袖们发号施令的地方，孩子们占了广场，就得动用军队，进行暴力镇压与扫荡。
您没有爱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您，爱您。
这可能是您唯一的理由。
我们可以想象您当时的心情，但您却不知道学生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因为“中央”是一个整体，而学生们似乎将矛头直接只指向了您，其实您不知道，学生们对“总理”这个词有一种“迷信”，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经出现过一位“周总理”，以亲民爱民的形象而深入人心，所以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希望“总理”能够出现，能够替学生们解答面临的问题与困惑，是因为尊敬，而使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您的责任因此在整个六四过程中，显得非常重大。
可惜您在深墙大院，整个过程没有与学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你看到的一些影像，也可能是一些片段，一些情绪性的口号），所以您可能不深知这一点。
同样，您可能当时不知道，在胡耀邦追悼会散会的那一时间，学生们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希望递一份请愿书，送到您手中，但却无人来接，学生们完全是一厢情愿，但回应学生们的，只有冰冷的水泥台阶，当您出席完追悼会回到家里的时候，这边却怨怒冲天，学生们对总理失望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学生会去理解总理，正如总理此时不可能理解学生。
当时我就在广场现场，我看见同学们都痛哭不已，没有人愿意相信，数以万计的学生们的声音无人理睬，人民亲手建造的大会堂前，如此冷酷无情。我们的声音无法传到总理那里。
是体制与机制出了问题，反思当时的情景，我只能如此坦言，如此思考，我们的权力机关没有建立与学生平民对话的机制，没有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平易心态。
您要知道，为什么在学生悼念耀邦之初，没有一个人责备您攻讦您，因为学生们并无意于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有心结与仇意，是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造成了后来人们对总理的某种恶意，而这种恶意在学潮中逐步升级，一些人开始攻击您，一些传言也以你攻击对象，其实，这些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极端言论，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学生运动，说穿了，就是一场情绪宣泄，任何一个身在总理位置上的人，都可以遭到攻讦与谩骂。与其说他们是在攻击你个人，不如说他们是对政府中某一个权力位置表达极大的不满。
在中国任何一个家庭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懂事的孩子对父母的不理解，我甚至看到一个孩子攻击谩骂自己父亲，但大人要对不懂事的孩子动之以粗，甚至动以杀机，它的悲剧就不可挽回，而身为总理的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您身处内部斗争的前线，你将学生们的“敌意”，可能看成了某种力量使然。
我们可以理解党内不同派别之争，但学生不可能深知派别之争或利用派别之争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学生们是满腔的热情与满怀的正义，只是希望国家进步，特别是在反腐败与争民权方面得到真正的进步，可是您不理解学生们的要求与愿望，因为，您没有想过，要爱我们，爱我们这些孩子如同您自己家的孩子。
我当时对您没有仇恨，只是因为不明原因，而对您作为总理的您，非常生气，我现在对您也没有仇恨，但对您却充满遗憾，也有一份同情。
我们理解你当时身处政治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我们理解你身处红墙深处，对外围事件不甚了解。
我们现在通过反思也理解了，一种制度对人性的禁锢，和平日久的权力机构，会被各种行政力量包裹，领导者们难以接近平民，更难得听到真正的声音，也就谈不上亲临现场，处理重大事件的危机。您真的不为此永远内疚吗？您真的不想通过某种公开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内心真诚的歉意？
你个人并无深重的罪错，有罪错的，是那种使最高权力者与人民隔膜的制度。
你可能身不由已，你身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促使你不能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似乎与学生站在一起，就屈服了，就是向平民力量低头了。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你身后的老人们，他们将民间争取自由民主或反腐败的力量，看成敌对力量，只有通过斗争与打击，才能获得心理满足，才能稳定自己的特有权力。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为异已的力量，征服打压自己的人民。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可悲的一页，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上屈辱的一章。
我永远记得那个令人恐怖的夜晚。我是十二点左右到了新华门前，只见长安街上火光冲天，街道中央的隔离带上有衣物燃烧，大通道公交车（超长公交车）横在街道上，被点燃，以阻挡军人进城。
平民家的孩子们，在互相厮杀，是的，考上大学的与当上兵的，年轻的孩子们，在互相仇恨，他们都是平民家的无辜的孩子，却卷入到某种政治力量内斗之中，年轻的战士与年轻的学生们，在和平时代，为了保卫您所说的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而浴血长安街，学生们为了国家的民主自由，士兵们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他们都为正义而战，而伤亡，胜利者呢，谁是胜利者呢？
当年的总理先生，政府真的就没有任何和平的方式，来化解内部纷争？只有通过年轻的生命来互相仇杀？
和平年代，有必要开着坦克、开着枪进入天安门广场吗？学生与市民阻挡军队进京，完全是象征性的，和平的，没有任何暴力行为，而当天晚上，就在坦克与军人进城之时，天安门广场周边早已被军队控制，我一点左右一直就是广场上，广场三面都有大量军人，特别是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台阶上，坐满了军人，纪念碑南边，也坐满了军人，而广场上的学生不过几千人，后来也就几百个人，也就是说，完全不用军队开枪开坦克，就可以完全控制广场。
正是戒严令与坦克选择在夜间进城，造成民众与军人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军人与市民大量牺牲，我六月四日早七点左右从广场到了六部口（北京音乐厅北边）时，亲眼看见二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保留着骑自行车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的腿脚都在自己的自行车上，这样的学生娃，会是暴徒吗？显然，他们是无辜的遇难者，但我们的国家政府，有没有对这些孩子进行严格认定，并进行国家赔偿？
当时政府领导阶层，用一句“暴徒”字眼，就将这些孩子与市民披上了有罪的外衣，用掩盖与不说话，来使一个民族永远忘记这场巨大的灾难。
作为生养有儿女的您，这样做对得起那些孩子与孩子们的家长吗？已年迈的您，如果不勇敢地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您良心得安吗？作为中国人，您得讲讲我们中国人的天地良心吧！
这么多年了，对于六四，您没有反思，没有站出来为当年无辜的学生们说一句道歉的话！也就是说，您真的把这些学生娃，当成敌人了，当成你政治对手的帮凶了，而你本人却似乎获得了永远的胜利。
在内部权力斗争中，你是胜利者，因为赵紫阳先生没有通过自己的方式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而邓小平先生在关键时刻也站在你一边（或者你不得已，站在邓小平一边），尽管这场权力斗争充满残酷与血腥，但您是胜利者，但对于这些学生娃们，你的胜利你感到心安理得吗？
征服无辜的学生与争取自由民主的平民，不可能是胜利，只能获得或维持暂时的既定权益，这是人类普世法则。征服必然伴随着镇压与管制，伴随着残暴与血腥，当一个政权以征服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的公民之时，政权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统治者成为一个权贵集团，将自己置放在活火山上，恐惧度日。暴力征服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自己置于险恶之境，不再有真正的幸福感与快乐。
二十年来，政府与政党所做的，都在淡化那场风波引出的灾难，使人们忘却灾难、使人们不再反思，使历史不形成记忆，成为政府与政党的重大既定国策，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任何政党与政府，都不能与历史正义相抗衡，其实也就是不可能与人民与国际社会相抗衡，人心中的历史与国际大场域中的真相，昭若日月，任何掩盖都是掩耳盗铃、驼鸟自欺。
执政党与政府所做的，其实都是在维护当时错误的决策者的行径，每一个人心中，都清楚，它是一场与人民为敌的重大过错或罪错，如果当时的总理能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相信人民完全可以原谅一位垂垂老矣的老人，甚至会对他表示真诚的谢意，因为他不仅解脱了自己，也解脱了执政党与政府。
一味地压制，一味地掩盖历史真相，使现在的执政者被置于不义之地，成为过去罪错的掩盖者与掩护者，从而失去民心与国际道义力量的支持。二十年前的错误，使现在的执政者依然蒙受耻辱与除之不尽的麻烦。
记得您在宣布戒严令的时候，说：如果我们不通过戒严，无数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果真是这样的吗？
革命先烈们是为了当时你的政府而献身的吗？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是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人人平等自由的共和国，是人人有发表权、结社权、信仰权的共和国，当时你的政府保障了中国公民这些权力了吗，您对得起革命先烈吗？
直到胡温时代，才有了人权行动计划，当时政府造成的许多遗留问题与制造的灾难，使现在的政府面临巨大的麻烦与考验。发表一幅与六四有关的图片，编辑会失去工作，发表一篇与六四有关的文章，报纸可能会停刊，一个民族不能公开面对二十年前的灾难，这个民族有什么脸面面对自己的人民与国际社会？
解铃还需系铃人。
如果当年的总理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或者勇敢地向六四受难者们表达忏悔之心，发表一份道歉信，它将改变中国当代政治道德格局，使不义的政治道德转向正义，使六四受难者由仇恨，转向宽恕与和解，一个老人，一个老政治家，如果发现当时自己错了，或执行了错误的指令，现在表达一份忏悔或表达一个道歉，以此来向那些遇难的军人、学生表达一份真诚的心情，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比当时做出军队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决策还难吗？
受难的都是平民的孩子，无论军人还是学生，还是市民。
从四月十九日第一次示威游行，到六月四号从天安六广场最后和平撤退，我是一个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甚至我们邻居同学，还是高自联对话团的代表，所以，我以个人亲身经历来向您说明学生与学生运动，希望使你对整个学生运动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想告诉当年的总理，第一，当时作为一个示威的学生，开始之时完全是自发地表达对胡耀邦总书记的敬意与哀思，没有任何其它政治动机，如果有的话，也是希望中国政治改革快一些，中国民主化进程有真正落实，中国的反腐败能真正见成效；第二，学生运动越发高涨，是政府没有及时与学生真诚对话造成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是文革腔调，直接导致学生情绪激化，使更多的学生卷入学潮，与学生对话失败，学生有自身原因，但根本原因在政府有关部门，没有拿学生当自己孩子，没有诚意与底层民众对话，高层纠缠于内部权力斗争，而没有考虑到学生那国家的长远利益。第三，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支配学生运动，如果有所谓的敌对势力的话，也是极个别的，不可能影响声势浩大的学生与市民运动潮流，但群众运动与学生运动更多的是情绪性的，尽管有学生的请愿书与各界联合声明，有一定的政治诉求，但整个运动是一场政治情绪，是什么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公众的政治情绪？当然是政府的改革没有符合民意，没有真正有效反腐败，政府与执政党没有深刻反省自身过错，却将板子一味打在公众身上，所有的灾难后果让人民承担，所有的权力依然与利益都在权贵手中。
执政党与政府，应该用制度与权力来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但我们看到的六四结果，却是政府用权力来服务于自身。直到邓小平先生南方讲话，才放开市场，给中国人民以市场经济的自由权益。但公民的言论权、结社权、信仰权却被控制与限制。也就是说，执政党与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力，却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控制了人民应有的权力。
因为政府迷信暴力，所以六四以流血冲突而告结束，无数家庭，无论是军人家庭还是学生市民家庭，因政府动用军队因开枪，而失去了亲人，这是无数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没有一个人出来道歉，更谈不上一个人出来担责。
总理先生，您的家庭却和合美满。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希望受人真正尊重的家庭，应该为养育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着想，如果您的身体许可，我们泣血希望您能勇敢地站出来，为六四和解做出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贡献。
您不是最高决策者，但当年您却是重要当事人，是共和国的总理，戒严令由您口中发出，与学生对话没有成功，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国家总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爱心与对学生的宽容精神，亦是重要因素。总理不能主导学生对话成功，对和平的学生运动，动之以武，诉之以暴力，在人类历史上都殊为罕见。
在六四国家灾难中，您无疑是胜利者，对学生运动，你征服了，你胜利了，在权力斗争中，你也完胜于赵紫阳，但我们的国家获得进步或胜利了吗？
以国家灾难为代价，获得权力集团的胜利，只会使少数人获得权力与利益，国家仍然在灾难的阴影中，无法走出。那些天安门母亲，还是寻找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讨要公义，那些因六四而被视为国家敌人的知识分子、学生、公民，仍然滞留国外，无法回归生养自己的土地，甚至，无人性地做出一些决定，即使生养自己的父母在弥留之际，也无法让那些参与过六四的民运分子看到送别亲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讲人性的民族，讲天理讲良心的民族，因为这场灾难，因为维护少数人的面子或尊严，置无数中华儿女的权力尊严于不顾，使整个国家形象遭受巨大损失。
历史不能说如果，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反思性的设想：
如果学潮之初，你能够阻止四二六人民日报粗暴的社论，而是深入到学生中间，了解学生们的想法，说服学生们回校上课，相信问题不可能复杂化，即使学生们出现蛮不讲理，也会失去道义支持，让学生们回到校园，做足校园民主，然后通过分级对话，化解学生们心理问题与学潮危机，就不会出现因风波而致的灾难性后果。
如果学潮过程中，您能与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捐弃政治之嫌，在对待学生运动时用妥协对话的方式，上起深入学生中间，与教师学生对话，认定一个对话时间表，学潮不可能愈演愈烈，局势几近失控。学生们在广场闹孩子气，而政治家们却在宫殿里闹孩子气，既不愿意内部妥协，亦不愿意与学生对话协商，最终只有通过暴力方式，恢复社会秩序。
如果不通过戒严，不以军人武力进入北京，而是让学生在广场表演学生的，政府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戈尔巴乔夫来京时，政府就以自己的智慧，在机场迎接外宾，政府并没有因学潮而影响正常的国家公务，现在我们看到，即使是泰国示威者严重干扰了东亚峰会的召开，泰国军政府也没有大规模开枪，造成剧烈的流血冲突。一些政治事件完全可以通过时间与妥协来处理。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公仆怎么能用人民军队开枪来处理国家主人们的要求呢？
一些强权的老人们（他们走了，去到另一个世界，没有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一句真诚道歉的话语，他们也对不起他们的国家与养育他们的人民，是人民支持他们打胜了战争获得了天下，而在人民向他们要求权力与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却习惯性地拿起了枪杆子），他们在战争年代用枪杆子对待自己的敌人，而在和平年代，他们虚拟出自己的政敌，然后将学生与市民划到自己政敌一边，这样就有理由与力量、勇气来对付无辜的学生与市民，正是这种暴力思维与方式，使您在判断在误入歧途，将自己看成统治者的一员，而不将自己看成受人民之托，办人民之事的公务员，没有将自己看成是这些广场学生的家长，没有用爱心来对待自己的衣食父母与他们的孩子们。
我无意于追究您的责任，我只想反思当时您的责任，历史不能重写，当年的现场，无数的学生对身为总理的您寄予厚望，希望总理能与学生对话，化解学潮危机，您可能身在各种权力与行政力量包裹之中，根本没听见学生娃们泣血的声音，但现在，我仍然抱一丝希望，基于人性的最后一线希望，希望当年的总理能站出来，为化解二十年前的冲突，使我们国家走向光明与和解、和谐，而发表一句道歉的声音。
我对您没有仇恨，更无意于所谓的惩罚与究罪，对个人的惩罚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一个年迈的老人，我们只是希望唤起你的良知与爱心，让中国从爱与和解中重新开始。
如果您爱我们，如同爱您自己的孩子，我相信您能做出伟大的选择。
我们已期待二十年，人生还有几个二十年？
我们希望您健康长寿，在您健康之时，敬请当年的总理能够从人性的爱出发，为六四灾难，做出自己应有的回答。
李鹏总理，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和解，而只有爱，才能达成最终的和解。
二十年前，我们没有得到您与邓小平先生对我们这些曾经学潮的学生应有的爱心，现在，我们期待您对这个国家与我们这些当年的幸存者们的爱心。
希望得到您的道歉与爱的一位六四幸存者吴祚来
2009-4-27
附史料一则：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